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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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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是经济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长期话题，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很早就为经济学家们所关注。一流的古典经济学家，如斯密，李嘉图，马克思，马尔萨斯等，都把技术发明和创新看做是对扩大市场最有活力的贡献（Freeman and Soete， 1997)。二战以来的经济增长理论，如新古典经济学增长模型、新增长理论和演化经济学，也强调通过对产品和工艺的引进、传播、吸收和不断改进而形成的技术创新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尽管这些理论对技术进步如何发挥作用所持的观点并不相同。
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Solow（1956，1957）的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通过定量分析证明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Solow利用美国1909-1949年的投入与产出数据发现，资本和劳动里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不到超过20%。余下的部分（80%以上）被成为Solow残差，Solow本人则用了“技术进步”（technological progress）一词来概括这部分贡献。对于Solow残差，现代比较常用的称呼是全要素生产率（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并把它视为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利用效率，主要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分工、生产创新等。
Solow模型的问题，一是忽略了技术可能深植于机器装备，因为与资本投入密不可分的事实，二是把技术进步看做是外生变量，即假设技术的流动是没有成本的。第一个问题引发了长期的对Solow残差的分解工作。这部分工作采用了两条技术路线，一是在要素投入中加工尽可能多的技术进步因素，比如Jorgenson和Griliches（1967）和Denison （1969）的工作；二是除了资本和劳动力以外，在增长方程里面尽可能增加新的变量，比如制度因素。Barro（1996）证明民主制度会促进经济增长，Hall和Jones (1999) 发现制度和公共政策可以解释各国在资本积累上的不同。Knack 和Keefer的一系列工作 (1995, 1997a, 1997b) 检验了制度对经济运行的重要作用，他们的主要发现有：产权包括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制度的不足使得后发国家不能充分利用赶超的机会，信任与合作能推动经济增长。
对于Solow模型的第二个问题的关注，导致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Romer 认为，新增长理论不同于新古典学派之处，在于它摒弃了完全竞争和技术外生的假设，而主张知识是内生的，知识的扩展会带来回报递增，因此，知识的积累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着力点是把技术内生化，这一努力始于Arrow （1962）的“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模型，其中新知识的增长被看做是资本和人力投入的副产品，但这个副产品可以导致正面的外部效应，从而带来回报递增。1980年代以来的研究则从知识兼具公共性有私有性的特性入手， 主张一方面经济的私有性导致企业努力为享有自己的独特知识所带来的垄断而防止知识的扩散，另一方面由于知识的共性企业可以从其它地方的知识溢出中获益。 这里，知识被是为内生的变量，不再是不花成本就可获得的了。
对技术创新问题研究最为深入的，莫过于Schumpeter开创的学派。该学派认为，对经济增长的解释需要经济因素，也需要非经济因素，尤其应当关注制度因素以及各国在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上的区别。比如，演化经济学认为，技术创新是社会技术系统（socio-technical system）演进的结果。这里的社会系统可以理解为包含了技术、经济和制度子系统，每个子系统都有自己的内部机制和因果关系。这里，除了经济因素外，历史、制度和社会因素也十分重要 (Verspagen, 2000)。 与新古典经济学把技术创新的过程视为“黑盒子”而仅仅关心其输入和输出结果相比，演化经济学关注技术创新的缘起、发生、过程与结果。比如，把技术创新划分为渐进式创新和重大创新并分别研究其特点，区分创新与模仿的关系等等。
综上所述，尽管各个学派对于技术创新的研究角度和深度各不相同，对于技术变迁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认识也有很大差异，但是，它们都不否认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并且都认为制度安排对技术创新的效率有着重要影响。对制度因素的关注，导致了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期国家创新系统概念框架的形成（Freeman, 1987; Nelson, 1993; Lundvall, 1992）。直到今天，这一框架仍然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国家创新系统研究系统内的主要组成部分（企业，大学，研究机构，政府）的运行机制及其相互关联，着重关注促进这个系统高效运转的制度安排。近年来，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方法和内涵有了比较大的扩展，但运行机制和制度安排一直是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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