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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财富,也是包袱——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大而全” 精选

已有 5955 次阅读 2011-6-16 04:56 |个人分类:科学政策|系统分类:观点评述|关键词:科学院,大而全,科技体制| 科学院, 科技体制, 大而全

历史是财富,也是包袱

——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大而全”

 

中国科学院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由全国最优秀的科学家群体组成的院士群体,即虚体部分;另一部分是由近百个研究机构和支撑机构组成的庞大的科学研究队伍,即实体部分。对于院士制度的研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本文的讨论仅限于后者,即实体部分。

 

中国科学院的实体部分,因为其功能涵盖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企业化经营、出版与信息服务、高等教育与研究生培养等等,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而全”的模式。这样的模式,在社会分工高度化的现代,常常被人诟病。科学网上的批评声音似乎有一浪高过一浪的趋势。

 

笔者认为,讨论中国科学院的定位也好,中国科技体制的结构也好,我们不应该采取割裂历史的态度。沿着历史演化的轨迹,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科学院发展的脉络,也可以理解她为什么成了今天的“大而全”。我们未来对科学院发展轨道的任何改革设计,都应该基于对其发展历史的深刻理解。

 

李世民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说:历史是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我们可以学习过去的经验,而且在于,因为社会制度的延续性,我们的今天和未来都跟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和未来的选择,是受过去的经验影响的。” (History matters.  It matters not just because we can learn from the past, but because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are connected to the past by the continuity of a society’s institutions.  Today’s and tomorrow’s choices are shaped by the past.)

 

中国科学院的底子是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建院之初,实际上还扮演过现在科技部的角色,即统筹全国的科学研究事业。后来中央单独成立了科技部,科学院才变成一个单纯的事业部门。

 

科学院的辉煌时期,制订和落实12年科技远景规划应该算一个,特别是旨在发展无线电技术、计算机、自动化技术和半导体技术的“四大紧急措施”,拉近了中国和国际高技术领域的差距。后来的“两弹一星”的研制,虽然不是科学院牵头的,但科学院在人才上和组织上都贡献了关键的力量。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科学院仍然引以为傲的成就。

 

文革期间,科学院的科研工作收到冲击,而且机构变化比较多。比如,70年,科委和科协并入科学院,科学院又具有了政府职能。 科委直到1978年才又从中国科学院分离出去。期间,还有不少地方研究机构曾经并入过中国科学院,后来又纷纷划归地方。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浙江大学也曾经一度划到科学院名下,这段历史大家不太提及。90年代浙大校长路甬祥调入科学院任副院长,很难说这一任命与浙大跟科学院的这段历史渊源没有关系。

文革结束后,由于“科学的春天”,中国科学院迎来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恢复时期,不仅科研人员因为要把文革耽误的时间补回来而干劲十足,而且因为当时实行的计划经济和拨款制度,科学家们无需也没有机会去国家和社会上争取课题,人心比较稳定。

 

1980年代中期开始的科技体制改革,把科学院推到了风头浪尖上。国家的科技方针是“面向”、“依靠”,即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院给外部的印象是以基础研究为主的研究单位,其任务和使命跟国家的科技方针对不上号。后来国家针对科技队伍臃肿低效,并与国民经济建设严重脱节的弊端,提出“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方针,即保持一只精干队伍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跟踪,大部分人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

 

周光召任院长时期,正是这个阶段。他努力探索科学院的出路,提出了“一院两制”的方针,搞过分类管理,所长负责制。这个阶段,总的来讲,科学院的外部环境是很差的,说周院长是苦苦支撑,也不为过。有一度,周院长提出过,要在科学院6万人队伍的基础上,保持12千人搞基础研究、资源环境和高技术探索,其他人

都进入主战场。国家给科学院的拨款已经不足以维持日常的开销,科学院每年有一半的经费,是通过课题费(科技攻关,863等)、专项建设费(如大科学工程)等获得的。为了生存,只要外面有经费,不管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或者是试验发展,科学院都是全力以赴。争取经费成了头等大事。在研究所一级,由于院里采取分类管理,有的所院拨经费维持不变,有的所是逐年递减。物价年年涨,事业费不涨,就必须想方设法到社会上找钱。就算支撑单位也不好过,比如科学院的文献中心,80年代初期还订阅了5000多种国外期刊,到了90年代初期,就剩下1000来种了。那是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科技期刊对科研的作用至关重要,但国家就是没有钱,或者不给这个钱。

 

科学院大办企业就是这个时期开始的。这是相应科学技术面向国民经济的措施,同时,这也是分流人员的一个很好的渠道。那个时候,分类定位也好,定岗定编也好,全员聘任制也好,都是喊得响,做起来很困难。具体到一个单位和部门,精简下来的人员安置都是个大问题。这跟后来企业宣布职工下岗就一推六二五不一样,那时候不提倡把问题推向社会。某人被精简下来了,单位还得替他想出路。科学院的企业有做得很好的,比如联想集团,但其实多数并不理想。但是,因为这是面向主战场和分流人员的重要渠道,是“一院两制”的具体体现,科学院还是坚持坐下来了。

 

由此可见,科学院办企业,实际上是当时社会环境下的一个权宜之策。如果当时不搞“一院两制”,可能科学院度过难关,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就算到了今天,我也不敢确定,社会大环境和人事制度已经改革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就是研究所如果不想要谁了,就可以让他走人,直接推向社会。另外,科学院的企业因为跟研究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让企业从完全独立地剥离开,谈何容易?他们的人事关系,待遇,离退休等等的管理,都成了阻碍因素。

 

老实说,科学院是国立的科研机构,办企业,是跟市场经济体制不和谐的。这等于拿国家的钱去投资,然后跟别的私人企业去竞争,是违反公平竞争原则的。高校的企业也一样,应该逐步独立出去。不过,这是长远的目标。在外部环境不成熟的条件下,其可操作性是不高的。

 

9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国家经济发展达到了一定规模,税制改革取的成效,国务院的钱多了,科技口也慢慢松了一口气。先是973项目的上马,其支持的项目数量和经费强度都是空前的;后来科学院在中央的支持下,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财政拨款一下子成倍地增长。科学院在经历了10多年艰苦时期后迎来了又一个黄金发展时期。

 

新时期的中国科学院,在很多研究所实行的课题组长负责制,课题组具有很大的自由度,所里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用以外,表演的舞台就是课题组长的了。课题组有钱,则活得愉快,反之,则麻烦很大。课题组为了出成果,要有人马,这就带来了科学院大量招录研究生的问题。为什么科学院喜欢大量招生?一个根本原因是研究生比固定编制人员便宜,而且管理成本低。

 

就这样,一来二去的,科学院就变成“大而全”了。这个“大而全”,是历史的产物。历史是财富,也可能是包袱。对科学院未来发展的构想,不但应该着眼于理想状态下的机构设置和资源配置,还应该考虑可操作性,在现实基础上思考未来的发展取向。某种意义上说,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后者的考量往往更重要,尤其是稳定压倒一切的时候。

 

根据社会学理论,组织结构上的变革往往是由于重大危机(crisis)引发的,这个危机可能是社会的,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目前的科学院处在一个比较好的历史时期,足以引发其组织机构变革的危机还没有看到。但,这并不等于未来的危机就一定不存在。比如,有个说法叫做“交账”。科学院是国立机构,是要对国家的投资有个说法的,是要解决国家的重大科技问题的。如果若干年后,国家问起来,说这些年给了科学院这么多支持,带来了多少回报呢?科学院有信心拿出来一个长长的单子,给国家交账吗?科学院有没有信心说,我们取得了一批世界级别的科技成果,我们解决了国民经济中的几个重大科技瓶颈问题,我们攻克了几个公认的重大技术难关,通过我们的努力,中国科技在世界舞台上已经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在这个历史时期,新任的白春礼院长,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机构变革的拆分问题,也不是科学院的定位问题,那些是历史,财富也好,包袱也好,只有继承下来,别无选择。白院长需要考虑的是,是如何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做出一批成果来“交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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