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有机会陪美国《科学》杂志新上任的总编 Bruce Alberts 教授访问北京，听他做报告、与年轻研究人员和学生交谈，近距离地感受了一位真正的科学家。下面的随笔对他直呼其名。

国内现在提倡宽容失败，Bruce在他的讲话中也多次强调这点，因为他本人的经历是允许失败的最好注释。

Bruce说他1960年读研究生，1965年获得哈佛大学生物物理博士学位。不过论文答辩时，论文委员会的教授给了他一个不及格，这在美国是很少见的。他被要求再做几个试验，不得不把毕业的时间推迟了6个月。虽然Bruce拿到了博士学位，但他研究生期间一篇论文都没发表，因为他设想的试验都以失败告终。Bruce曾在《自然》发表短文写道：博士论文答辩不及格不只打击了他的自尊心，更重要的是让他考虑两个问题：失败的原因是什么？自己是不是做科学的料？这些思考帮助他形成了以后做研究的战略。

(Bruce短文见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431/n7012/full/4311041a.html访问不了全文的人可以向我索取PDF文件。)

看来，要真正使失败变为成功之母，首先要有Bruce论文委员会那样的教授让试验失败的学生也能拿到博士学位，还需要有Bruce这样的能从失败中汲取教训的人。

Bruce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而且有领导才能，用国内流行的说法是一位“领军人物”。1993年他被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很不情愿地用了2、3年的时间关闭了他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实验室，这期间他全职在美国科学院上班，不在加州大学拿工资，但隔一段时间回实验室指导还没有毕业的学生，直到他们毕业。他到美国科学院后做的一件主要事情是改革中小学的科学教育，推出了基于探索的教学方法，通过学生自己动手做小课题，来学习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

Bruce 也关心研究生的培养。他给学生的建议是，不要找有几十个人实验室的大教授做导师，而是找工作正在走上坡路的年轻教授，这样才真正能学到东西。他曾撰文指出一个教授的实验室不应该超过10到12个学生。

Bruce和同事1980年写的教科书 《The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Cell》每5年更新一版。这次他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做Biology Past and Biology Future报告中的部分内容来自第5次修订这本教科书的收获，包括近年来生物学的三个意外认识:

The recognition of the enormous numbers of functional DNA sequences in the human genome that do not encode proteins.

The recognition that positive and negative feedback loops underlie nearly all of cell chemistry.

The recognition that extensive scaffold networks produce biochemical sub-compartments in the cell, without requiring a membrane.

(他过去做的同一个题目的报告的PPT在网上http://www.interacademies.net/?id=7642 但是里面没有提这三个认识。)

做完报告后有人问Bruce怎样建设一流的研究机构。他回答说，办法很简单，雇比自己聪明的人，当然还要看人品如何、是否愿意合作、是否有社区服务意识等。

Bruce对“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的说法不以为然。他认为，生命科学里有许多物理、化学、计算数学等方面的问题，需要各个学科的努力与合作。

Bruce今年3月出任美国《科学》周刊总编(Editor-in-Chief)，这是一项兼职，艾伯茨的另一半工作是在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当教授，他的工资也是两边各拿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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