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避免理解上的歧义，对本文的讨论的范围作出限定。本文只限于研究型大学和科研院所中应对个人学术考核的个人表现。

 在当代中国，人们俗称的科研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内涵：解决重要的科学问题和制造个人的考核指标。前者是学科、科学、社会乃至人类所需要的，却因为被前人留下的问题往往是棘手的，吃力但有成就感。后者不计科学或社会的需求，出发点是以尽可能小的投入产生尽可能多的个人指标，绕开棘手的科学问题，揣摩期刊的不得不接受的诀窍，为出文章的效率，做到尽可能地不做或少做实验发文章。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职业，可惜在中国大学现有的不深入科学细节的评价机制下，后者被当作了前者。

       两种职业相比较，炒指标一时间春风得意，头衔、奖项、职称兼收；但该学术机构做不出科学贡献，出不了真正的科技人才，制造了大量的科技垃圾，也毁了一代甚至两代人。做科研需耐受寂寞、抵制平庸考核，但能出科学发现、能出技术突破、能出可载入教科书的文章、能出有贡献的科学家、能引起学校和国家科技水平整体提高。对科学、技术、和人文的贡献才是衡量一流大学的终极指标。

       两种截然不同的职业看起来都有论文的产出，论文却有精品和垃圾之分（与期刊影响因子并不一定一致）。更应指出的是两个职业是对立的，在一个学术机构内部，两者竞争科研资源，比如让研究生、博士生利用有限的时间炒了垃圾文章便少做了有用的研究；在不同学术机构之间，竞争来自纳税人的基金，有限的资金玩了炒作，便失去了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比如，有的国家重大项目，十数年间共资助了数十个，没有重要的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

 炒指标的人们也有义愤填膺的理由：社会如此，一切都是为了生存！或者说，游戏规则如此，对每个人公平！其实，持这种观点的指标模范们绝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比同事们生活的更好；是为了在个人名利上获得更多。如果指标为目的的“科研”是一项娱乐大众的游戏，上述逻辑成立。然而，纳税人主观上没有把科研当作娱乐（搞笑诺贝尔奖除外），客观上没有从这种joke式的“科研”中得到任何好处。局限于考核上的振振有词对纳税人极其不公。对于炒指标的个人，则丢失的是职业精神，是成长的年华，从炒的那天起便把自己从科学家变成了非科学家。即使一名屌丝，也可以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有所洞见，超前于时代而笑等；追随或利用即将被淘汰的落后而牟利，甚至成为指标模范，不过在为新版《甲申三百年祭》填写故事，让长大或老去的自己不堪回首。  

关于对学者个人的考核，不错指标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唯指标而不深入科学或技术细节，指标会得到荒唐的结果。这一点连计量学者都有所强调。如果这一议论过于抽象，我讲两个真实的案例。我认识两个专业外行，但均认真负责，希望把事情做好的某大学学院级领导。其中一人为了了解教授们真实的学术斤两，不定期地约教授在学生食堂午饭，倾听其正在进行的研究，讲述外界对其的评价；一有机会便向外单位小同行了解本单位相关学者的水平和学术声誉；于是对哪位教授水平如何基本上了如指掌，组织重大项目申报时总能找到最佳人选。另一人曾致力于建立一套细化而合理，能够包罗不同学术贡献的指标体系；结果数年下来，体系没有建立起来，重复发表、一项发明申报数个专利（只要在同一天且发明人有所不同，便符合专利法）的事情出现了不少，学院管理中学术的权重低下。这便是深入还不不深入科学和技术细节的差别。

因为兼职校知识产权办主任的原因，偶尔几次参与接待了国外副校长率领的大型代表团。对方的自我介绍中例举的是一项项诸如某个疾病疫苗、某个科学发现等具体的科学和技术成果；我方职能部门准备的介绍多为一项项指标。材料虽然不是我准备的，坐在会场当己方听众，足以羞愧难当。

       长远地看，社会没有为大量的科研垃圾买单的道理。长此以往的必然结局是社会放弃对大学科研的资助。美国国家科研基金的资助率近年来由近一个世纪的>20%骤降到<10%，表明社会不陪着学术界玩“publish or perish”了。中国的科技垃圾制造业远比美国泛滥，谁执政也玩不起。面对经济下行不止，产业升级缓慢的严峻形势，当朝管理层在巨大压力下对不得不依靠却又总不给力的民用科技的管理机制实施改革，恐怕势在必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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