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邀写一篇关于科学院的文章参与最近的讨论。想来想去，也写不出在已经发表的文章之后还能够对读者有所启发的文字。只好从自己有所感悟的事情出发，兼论一下科学院，以馈编辑部的盛情。

       我所指的基础研究包括自由探讨式的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这类研究对于人类的贡献在于深化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及认识能力、丰富人类合理有效地利用自然规律的知识、同时熏陶和提升人类的文明和文化。这类研究的特点之一是研究者可以在好奇心、窥测到大自然秘密的兴奋感、以及实现前人及同辈没有达到的高度的满足欲的驱动下孜孜以求，利益和压力的驱动并不必须。比如，在文革中大批“成名成家”、“白专道路”的年代，中科院大连化物所这样的中国官方研究机构内，也有人背着所内当局，在一个废弃的厕所内从事研究，以至自己成为批判对象。研究者自身无名、无利、有害。可见布鲁诺现象不仅西方独有，中土也存，这是人性使然，文化所趋。

        当然，还有不少研究，甚至包括一些基础研究必须顾及功利得失。比如，自然环境大幅变化，人类生存遭遇威胁时寻求解决之道的科学研究（对应环境急剧恶化）；诸国相争，国家生存悬于一线的研究（“两弹一星”、神X歼Y）；以及关乎商场上优胜劣汰的技术制高点竞争的研究等等。对于这类不得不与时间和对手赛跑的研究，自然不能全凭自由探讨，在一定的判断下，“集中力量办大事”也许是不得已的选择。

        上述两类研究均为人类（或部分人类）的生存所须，虽然两者之间有时难以划出明确的界限，却各自顽强地存在：放弃第一类研究，人将不人；放弃第二类研究，惨遭淘汰。于是，便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应以何种态度对待两类目的不同而内容重叠的研究？将第一类研究彻底功利化，让其关乎饭碗、职称、奖金、名誉、权势（学而优则仕），则其被抽掉了文化精髓，蜕变为本质上是而意义上非的第二类研究。人类将加速向科技动物的演进。为第二类研究张目的逻辑不难理解，不再着墨。

        回到兼论的话题上来。第一类研究涉及文化的熏陶，教育意义显著，更适合在大学进行（并不意味着褒赏眼下的大学比科学院的文化熏陶做得好），而科学院本来就是满足国家重大科技需求的产物，更适合第二类研究。即使退一步说，如此，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上会更合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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