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非常敬重朱清时的，也完全理解他在教育界推行去行政化改革的初衷。其实去行政化这个改革在科技界更为重要，是中华民族能否振兴的关键。

    我和朱清时是中科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同事，前几天在科学网发表了1999年和2004年给朱清时的两封信，谈到了83年，他刚从美国回来，我帮他解决分子力场计算程序错误一事。下面我再补充两点，幸许对朱清时南方科大的探索，乃至我国的科研教育改革有所裨益。

一、朱清时出国前缺乏算法教育，（也是我国出国访问学者和留学人员的普遍现象）而算法恰恰是现代科技的核心技术，到国外是学不到的，关键算法化钱也买不到。（国内只有李国杰院士认识到这点，并批评国内计算机教育重硬件不重软件，软件教育重偏程不重算法。）

我们曾为程序是否有错争论过叁次。开始，朱以为麻省管理计算机工程师象他一样坦诚，在他刚算完一组分子力场数据，就违规从计算机里给他打了一份原程序，以履行作为“朋友”的承诺，怎么会是假的呢！？而不相信我这个从中学数学老师考到盐湖所的助理工程师。后来没办法，用画程序框图破译这个程序，发现这是一个专门对付不懂算法的中国学者的，早就在计算机里备好的，在计算机里还能不停算的（不显示出错信息的死循环）严重错误程序，改都没法改！最后，只保留原程序的输入输出部分，中间关键的计算矩阵特征值部分，用我调试通过的国内程序替代，其余的迷魂阵（GO TO 满天飞语句）全部去掉，得以计算正确。

    二、朱清时目前还不适应计算机引发的数学革命，特别是计算革命。这一情况，在我国科教界也是普遍存在的，也是我国教育培养不出一流人才，科研出不了一流成果的关键所在。

其实这一情况在国外80年代，也是普遍存在的，所以90年代有詹姆斯.马丁的《计算机引发的经营革命》（原名生存之路）一书。

美国最早适应这种转变的，都是年轻的直观主义学派精英，大多在美国国防部、航空航天部门。我是93年，从李国杰院士从国外参加人工智能学术会回国，介绍如何采用直观主义构造性算法，解决形式主义人工智能学派，数十年都无法解决的智能控制问题：“火星观测器自动行走控制”，了解到这一情况，从而开始了对直观主义学派的历史和应用现状进行考察。考察的结果创立了我的全新数学观。（已在科学网我的博客上发表）

1999年，我的全新数学观刚成稿时，就寄给朱清时，请他提意见。可能是他并不理解我的全新数学观，又知道我的性格和科学态度，没有十足的把握，和特别能说服人的实例，是不会轻易推出科研成果的，所以至今未发表任何意见。

后来发现，直观主义数学，特别是早期的直观主义数学观点，在我国科教界历来是排斥的，当然朱清时也不例外。目前，只有少数归国学者意识到这点，但没有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光证明可行是不够的）我用全新数学观指导下的计算实验技术，开发出的“智神装箱技术”，生动地体现了如何根据生产现场提出的世界难题，构造模型和算法，直接解决问题产生效益，不存在研究转化问题。

因此，我认为朱清时的改革，在政府的支持下，可能会成功；但他创办世界一流“研究性大学”肯定是不会成功的。因为我的全新数学观和马丁的研究都表明，遵循自然规律，对人类有益的基础研究，可以在生产现场进行。

最后，以我在2004年给朱清时信的最后一段，作为我对此次评选的期望：能组织包括吴文俊院士、李国杰院士在内的专家，对全新数学观进行评估。

维纳创立控制论的过程，说明创新的火花是在跨学科的激烈辩论中产生的。只有在这种既宽松又毫不留情面的思想交锋中，才有可能发现基本问题，取得新的突破。我倡导思辩学风就是基于此。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关键是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和时间的考验。只有如此，才可除去浮躁，振兴中华。

                             罗祥存   201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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