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种情况下出任教务处处长，首先要做的事自然是稳定教务处，以保证全院的正常教学秩序。凭我在教务处已经建立的良好人际关系，暂时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困难。但是我所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把教务处建设成一个有章可依、有规可循的部门；谁来当处长都可以正常运转。我花费了大量时间找工作人员谈话，协调各科之间关系，走访各系及各教学单位，但同时也在思考如何调整教务处的机构，促成教务处的职能转换。必须使教务处适应学校的发展形势，走出办学初期的教学管理模式。教务处内部基本稳定后，我向院领导提出了调整科室、转变职能的建议。教务处应该设置五个职能科室，即教学研究科、教务科、学籍管理科、考试管理科及教材科。并且把原来由教务处直接管理的11门基础课、公共课，移交给基础部管理。设置教学研究科，可与公办院校接轨。民办院校的教学改革，比公办院校更显得重要；因为它没有成熟的经验可循。经院务会研究后，把教学研究科改名为‘计划科’；其它各建议都同意了。我并不在乎叫什么名称，只要保持其职能不变就行。教务科的名称实在是权宜之计，其职能主要是下达教学任务、核实教学工作量、制定课表、协调实践性教学环节等方面。经过与钟院长反复地磋商，提出了教务处科级干部的推荐名单。即刘敏任处长助理，鲁雨任计划科科长，刁继珍任考试科科长，张淑云任学籍科科长，梁武范任教务科科长，胡文娟留任教材科科长。增设处长助理一职，是钟院长的意见，理由是培养年青干部。不久人事处下了文件，教务处由五个科组成：计划科、教务科、学籍科、考试科及教材科。刘敏任处长助理，梁武范任教务科科长，张淑云任学籍科科长，胡文娟任教材科科长；而计划科及考试科科长暂缺。原定的两位同志在教务处的人望都很高，不使用他们必然会产生负面影响。处理不当会影响大家的积极性，甚至影响教务处的稳定。我不得不出面与人事处交涉，最后商定由鲁雨任计划科负责人，副科级待遇。而考试科科长的人选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我只好请他们代为物色。我只好安排刁继珍以支委身份参加处务会，参与教务处的工作决策。这样的安排消除了负面影响，也保证了教务处的稳定大局。但是考试科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后来任命的科长差错不断。幸而我当过教学行政科科长，这个科的主要工作也是考试事宜，所以能够及时发现问题，总算在我的处长任期内考试科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我对考试科花费的精力实在是太多了，一直放不下心。直到我决定要离开欧亚学院时，还反复交代有关领导及教务处肖副处长，必须尽快调整考试科科长，否则早晚要出大事。我离开两个月后，在当年4月份自学统考中，竟有70多名学生没有报上名；听说有些学生临考时仍然没有拿到准考证。出事之快，也是我没有料想到的；看来教务处中还有应该调整之人。

 在教务处的科室调整基本就绪之后，我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解决11门公共课向基础部移交的具体问题上。尽管这是我与钟院长早已商定好的教学管理改革措施，但临到执行时却又出现了不小的反复。教务处中确实有人不愿意把这些课程交给基础部，也确实有告状的人；主要是害怕丧失自己所熟悉的工作，害怕失去既得的权力。但是我事先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反复地讲清了道理，说明了利害关系。估计在教务处内部出现反复的可能性很小，问题很可能出在基础部的接收环节上。根据我对基础部主任张文新教授的了解，他很愿意接手这些课程，不可能不要这个管理权；只不过是想乘机讲条件、要人而已。根据这种判断，我又向钟院长强调了教研室同行专家管理课程的重要性，并且指出学院根据我们的意见成立了基础部。 如果现在不及时交接课程，让基础部闲置在那里，我们将如何向院务会交代。更何况教务处中也就是一两个人在排课、请兼职教师，调给基础部也无碍大局。我立即找张文新主任协商交接，他果然是看中了教务处安排课表的人，想把小程和小杨都调到基础部。这两个人都是教务处的骨干，我当即表态可以调给他一个人，任凭挑选。并且保证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给基础部创造最好的工作条件。我即刻找到张主任指定的小程谈了话，他总算是勉强答应了。小程调出后的第一个节日，我特别关照要把教务处内部发放的节日慰问金，也照样发给了小程。课程交接进行的很顺利，新学期的教学安排及准备工作也进行的很顺利。似乎可以说这11门课程，已经顺利地走上了我所预想的管理渠道。然而 “计算机基础”的移交却出了问题，钟院长又找了张主任，要他把统招生的“计算机基础”课交给实验中心管理。我事先却一无所知，但也无可奈何。为了支持基础部的工作，但也带有难以启齿的歉意，我从教务处的创收资金中，先后给基础部划拨过四千元左右，起码解决了他们几十个人当年的饮水问题。竟管如此，这在民办院校中也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在调整办公用房时，我优先保证了基础部，而把教务处安排到了条件较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