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华中工学院读研究生时，时任院长是朱九思先生。他历来都非常重视、非常关心人才，甚至对在读研究生也不例外。在毕业的前一学年，我考虑到分配时的去留，便让妻子在国庆节前来武汉试住几个月，看看能否适应；那可是当地气候最好的时节。妻子带着小女儿来到武昌后，学校即刻给了我们一间住房，不收任何费用，也没有限制时间；这在高校中可是非常少见的！我非常感动，忽然联想起合厂前原活塞环厂里发生过的一段往事。工厂十分繁忙，工人们常年不能回家。而家属们又多在附近各县的农村居住，少说也在几十里之外；时常会有工人家属来厂探亲。工人们总是互相挤一挤，让这对久别的夫妻住上两三天，倒也显得十分温馨。不知为什么便惹恼了那位革委会的郭副主任，竟然在全厂大会上大声斥责：“这里不是配种站……”；粗俗不堪入耳！工人们敢怒而不敢言。据说他原是一个公社的副主任，调到活塞环厂任职后虽然也称为‘副主任’，却提升了一级；也算是一位抓着直升机上抛下的绳索、被提升上来的人。华中工学院能有朱九思先生这样的院长，真是全院教师、学生的福分；这也是该院得以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然而就在这武汉气候最好的几个月里，在北方出生、长大的妻子，竟然也不能适应；导师们对这种情况也都是心知肚明的。到毕业分配时，遵照导师关于‘我善于理论研究、适合到高校工作’的叮嘱，我请求去西安联系工作，以便安置家属。导师们同意后，我立刻到了管理研究生分配的学生处，要求开具联系工作的介绍信。开始时也还算顺利，当我要求附上我的学位课成绩时，那位开证明的老师却面有难色。我估计是嫌学位课门数太多，立刻后退了一步，要求写上平均成绩即可。其实我从未计算过自己的平均成绩，只对自然辩证法的成绩印象最深。由于深入研读、思考，在开卷考试中竟写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结果弄‘实’成拙、只得了７６分。在其他同学都是九十分以上的群体中，我就成了异类。那位开介绍信的老师算出，我的学位课平均成绩是九十多分；便自言自语的说：“没有这么高吧！”我立刻要求再计算一遍，重新计算结果还是那个数字。他并没有继续开具介绍信，而是询问我为什麽不能留下。并说不愿意在学校也可以，武汉的单位随你挑选。我便讲了爱人水土不服的实际情况，系里和导师们也都很清楚！介绍信倒是开好了，但却提出了一个相当苛刻的条件：‘如果七天内收不到西安的接受函，我的分配要听从他们安排’。我给他计算了买车票、车程、接受单位研究、接收函寄回的时间，而且这中间还有一个星期天；这个要求是绝对无法达到的。他又把时间限制放宽到十天，然而寄回的时间最少也需要三天，还是无法做到。最后的限制期限仍是十天，但改为以当地的邮戳时间为准。我立刻赶到火车站，搭乘当夜的火车赶去西安。次日早晨一下火车，便直接赶去联系工作的单位。那时各单位都乐意接受研究生，联系工作的手续出乎意料的简便、快捷。我先后联系了五个高校，但他们的办事效率却各有不同。然而时间却不允许我等待、挑选，只得把两封最先开具好的接收函送到邮局，看着他们盖上邮戳后才离开。我以为分配问题已经解决，便返回定西的家中，等待最后确定的分配结果。

 然而等待了半年多后，仍然没有接到分配的通知。在这段焦急的等待中，我曾多次写信托留校的同学去学生处询问，答复都是上面还未批复。当时各部正在进行改革，我并未产生任何怀疑。直到1982年秋季开学时，我感到有些不对，决定返回学校问个究竟。到校后才知道，只剩下我一个人尚未分配！我立即赶到学生处询问情况，那位开具介绍信、多有刁难的老师，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重提留在武汉的说辞。我则绕开他的话题，更换了一种询问方式：“接收函收到了吗？”他点头肯定；“邮戳时间符合要求吗？”他迟疑了一下，但还是点了点头。估计他已经猜到我的下一个问题了：“上报部里了吗？”这次的回答倒是很坦率：“还没有！”人在屋檐下，焉能不低头！接下去的一番话并不符合我的性格，我表示：“很理解学校留人的良苦用心，留下来也确实极有发展前景；但我不能自私到不顾及家庭破碎的恶果！我决定去西安的原因，八个月前就已经向你说清楚了。接收函也符合你的要求，拖了这么久还不曾上报，实在有些不合情理！”他立即回答：“马上报送建设部”。我还是不放心，过了一个星期又去询问；一进门他就告诉我：“刚刚发了电报去催办”。从返回学校到上报、批复、办好离校手续，前后只用了二十天时间；这次办事速度也出乎我的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