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从信息论到认识过程的数学理论”的回忆内容较多，将分12次送上网。

 我对人类认识过程定量化理论的研究，以及对认识结果客观性定量化的研究，都是从重新学习、研究Shannon信息论开始的。我开始学习信息论的年头虽长，理解却不深，只是处在一种似懂非懂的状态之中。但却意识到在认识过程中，也同样需要提取信息、理解信息。由于当时的数学基础不足、实验心理学知识缺乏，既没有弄清信息的本质，也不曾学习与人类认识高度相关的保密通讯理论。八十年代前后是我国学术界的春天；华中工学院的宽松学术环境，使我有机会接触各种新兴学科。西方哲学、认识论等学科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便是从定性向定量化发展的鲜明倾向；使我能够比较清醒地反观当今的科学研究。人类迄今建立的所有学科，都是认识自然、认识社会的产物。而检验其正确性的传统方法，就是科学实验、社会实践。‘没有实验便不是科学’的观念，现在依然是科学界的坚实信条。然而这种检验方法耗时很长，花费也极大。有时甚至长期难辨真伪，历经多年后才被证明是伪科学。如同‘地心说’那样，耗费了几代研究者毕生精力而反复修正的理论，最终却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科学研究有些像一场豪赌，赌注便是研究者的毕生精力。不管是谁都难以预知，自己所研究得出来的结果最终是生、还是死！于是我突发奇想，能否为人类认识过程中找到一种定量方法，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便能够估计其研究方向的正确性及前景，以避开研究中最为忌讳的‘死地’。这种“突发奇想”，实际上就是在重新深入学习‘数理统计’时感悟出来的；并非空穴来风。在研究生毕业前的一年内，这种想法不时便会冒出来纠缠我的思绪，挥之不去。分配到西北建筑工程学院任教后，还做过研究‘建筑机器人’的美梦。直到这个‘美梦’彻底破碎，我才下定决心、要以“陷之死地然后生”的勇气，转变到理论研究方向，不惜余生一无所成！那种“突发奇想”又清晰的浮现出来，我希望结合研究人类认识的量化理论，能够实现这种设想。十数年来不断学习、不断研究，也可能是应了‘天公酬勤’，最终建立了人类认识的数学理论；初步实现了那个突发的奇想。这个理论构架，即是被后人证实是不正确的，我也绝不会后悔这十数年的苦苦探索。因为我原本就是要冒着自己的研究‘陷之死地’的风险，来换取大多数研究者可以避开研究的‘死地’。当研究者真正认识到这个研究方向的意义时，才是这种研究有望成功的真正开始。而失败的路也总是需要有人来走，这样才能使后人的研究少一些歧路，更容易成功些。

 我最终确定以人类认识的定量化理论作为研究方向，并非全无依据和基础。那就是我早年学习Shannon信息论时，所意识到的‘在人类的认识过程中，其实也是要提取信息、理解信息’。然而获得这种‘意识’容易，而证明Shannon信息论的概念、基本方法能否适用于人类认识过程，以致最终建立人类认识的数学理论，却是非常困难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信息”在我国已成了最时髦的用词；可以说是无处不用、无处不在。真可以说是“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学术界对于信息内涵的认识，也是众说纷纭，你登场后他登场。我在1998年9月出版的专著《信息学原理——关于认识的数学理论》中，曾对当时的混乱状况有所介绍、分析。曾把当时学术界关于信息本质的最为流行说法，归结为五大类；即‘信息是物质的普遍属性，信息是“精神实体”的特性，信息是物质和精神的“二象体”，信息是具有新内容的消息，信息是异于物质和能量的世界第三种基本组元’。当时关于信息的定义，竟有几十种之多。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一种“广义信息”，包含有“信息”、“与人的认识过程无关的信息”两大类。而“信息”又被分为“无用”和“有用”的“自然信息”、“文化信息”，如此等等。更有甚者，说什么“自在信息”、“自为信息”；“信息的第一性级的质是信息的原生质”、“第二性级的质”是“潜在质”、“第三性级的质是信息的主观约定质”以及什么“信息的三质统一”。这种哲学咒语式的信息定义，恐怕连提出者本人也不明白自己究竟在说些什么。鲁迅先生的‘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用来形容这些人，真是恰如其分！我原以为可以从这些信息论述中得到些启示，却反而被这些摸不着边际的昏话搅浑了思绪。不过我很快就回想到自己的习惯解决办法上，那就是到最原始的有关著作中去寻找答案。C.E.Shannon对于信息的理解想必是正确的，否则他的信息论也不可能传世。我在华中工学院粗读过C.E.Shannon著作的中译版《通讯的数学理论》，并未发现对信息有过明确的定义；但却讲了他建立信息论的初衷，即“能否定义一个量，这个量在某种意义上能度量这个过程所产生的信息是多少”。我从中发现，使信息量化时所采取的对数形式，就是研究信息内涵的最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