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教育的起源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在基本已经不可考。从中华文明发展的源头来看，最早的教育应该是一对一的，至少是一个教师对应的是一个学生或者数个学生，而不太可能是现代的学校式教育。孔子的弟子三千，肯定也不是一起上课的，应该有先后顺序，而且应该是多年培育子弟的总和。假定孔子教了二十年弟子，每年平均教弟子三百。那时候也没有固定的学制，没规定必须上了孔老夫子多少学时的课，才能被称为孔子的弟子。所以上过三天的，和上过半个月的，更得算上跟老夫子学过几年的，都应该算作孔老夫子的弟子。

现在的大学，在上基础课的时候，一个大教室就是几百号人，按孔老夫子那个时代的算法，要有三千弟子，简直轻而易举。可是今天大约没人这么算，因为太水了。

春秋时代，先生收弟子，都无定数，也无固定的学期，三年五年也行，十年八年也可。想走估计也能随意就走。那个时候也不会有后来那种严格的师道尊严。过去的工匠，也是师傅带出来的，估计也是一对一，或者一对数个，不会超过两位数。到了再后来，有了私塾，上课算是有点规模了，但老师的教学，仍然会有较多的针对每个人的个性化教育。综合起来看，在这之前的教育，有一般与个性的结合。完全是个性化的，似乎成本过高，且效率过低而不太可能。完全一般性的，那就缺乏的有效的针对性，总体效果要大打折扣。

在中国的教育进入现代工业化之前，也有过类似批量化的过程，那就是科举考试。特别是自明清后，考八股文，绝对是统一的人才培养。只要会写八股文，那就是人才。这样的人才标准也算是一种奇葩了。在明清之前，在科举中，好歹也考过策论之类。算是对国家所需要人才的某种考核和检验吧。

近代的学校教育，是从西方（包括日本）学来的。我总有种感觉。在西方文艺复兴及之前，修道院里的学习肯定与后来的学校有很多不同，至少不会有满堂灌的那种上课。据说讨论与辩论是比较经常的。而在资本主义逐渐发达起来之后，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学校的教育就很类似工业企业的生产过程了，走的是一条批量生产的路子。

工业化生产需要批量化，学校教育也必须适应工业化的需求，也得走批量化的路子。再搞什么突出个性化教育，满足不了工业化的需求。更直白地说，工业化模式的教育，是把受教育者当成资本的工具，而不会看成是一个个鲜活的有着自身高贵生命的个人。所以在资本面前，一切都是冷漠和无情的。因为，在资本的疯狂与贪婪下，对人的温情于资本没有任何意义，只能成为资本发展的障碍。

当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力进入更高阶段，这时，对人的个性化教育开始成为社会生产的一个必要因素。再用过去那种批量化教育已经不可能满足高度发展的、由科学技术与引领的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求。因为在这个更高的阶段，作为劳动重要因素的人，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与机器紧密联系结合在一起，这时更需要的是人的更丰富、更多样的知识、技能和综合系统集成的能力。这样的能力，是不可能用批量化生产制造出来的。

对于中国来说，过去并且现在依然存在的某种应试教育的因素，还是带有以往那种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阶段的批量生产的成分。而这样的教育显然已经不再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需求。人自身的需求，以及在现代化大生产中的功能，都已经不能再被资本原有的属性所继续束缚了。人类自身这种越来越需要挣脱资本以往的特性，而要求进一步开拓自身，发展自身的需求与现代化大生产的需求开始展现某种程度的一致和契合。

资本在某种程度上，也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但这种适应是有限度的，不能侵犯资本追逐利润本性的底线。在未触碰到这条底线的时候，资本是有相当的容忍量的。但一旦触碰到这条底线，资本就不能容忍了。所以对于这条底线，资本的做法是，让一部分人，主要是少数人，也是资本拥有者自己的后裔，来接受更为全面的个性化教育，而那大多数人，则必须继续接受批量化生产式的教育。

这种社会阶层的分裂是资本的需求，也是资本自身所造成的。但对于中国这样的社会，这种做法会给社会带来更多的不稳定甚至混乱。所以中国必须走一条另外的与众不同的教育道路。只是现在中国的工业化程度还不太高，而且发展也很不平衡，要走好这样一条教育的道路还是相当吃力的，但这样一条道路又是从现在开始必须要走的。

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教育必须要走在前面。这也是我们必须开始着重开始进行个性化教育的根本原因。有利的因素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网络技术的成熟与发展，这种个性化教育的可能也在不断增加。

当然，任何个性化教育也不能完全离开普遍性的一面，个性总是与共性相联系的，个别也总是与一般相联系的。毕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时代要求我们还要保留相当的共性。但共性又不能抹杀和掩盖个性。或许，在突出个性的同时，也许能更好地彰显共性。

或许，我们能够看到，教育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开始是个性多于共性，后来是共性多于个性，最后还是个性多于共性。当然，这后面的状态肯定比原初的状态已经有了极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