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社科院邱源媛采写的口述史《找寻京郊旗人社会》一书，因看到与以往读到的口述史有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想记下来。以往的口述史也会涉及到一些历史记载，但多以当事人（被采访者）的口述为主。而这本《找寻》，用了大量的篇幅在叙述档案所查找出来的历史记录。口述的部分反而不是太主要。

当然，任何一部口述史，都不太可能与其他的口述史在形式上和结构上完全相同。差别总是会有的，但这样的差别究竟会有多大，那也没有一定之规。我读过的口述史本来就很少，不知道看到这种以大量档案为主的口述史，是不是我自己少见多怪了。

因为作者主要是给出一个京郊地区曾经存在过的旗人社会的总体印象，而对于这样曾经的历史，在史书上几乎是没有位置的。所以，就不得不依赖于档案。这或许也是作家必须要查找大量历史档案，也才有可能把这样一个曾经的社会群体描述出来的原因。

书名虽然说的是京郊旗人社会，但实际上作者所描述的主要是满清入关后，在京郊地区所存在的宫廷内务府下辖的为皇家提供粮食和其他产物的皇粮庄头这样的人物和他们的家族。为了描述这样一个群体，作者可能感觉必须要借助于历史档案，把这样一个群落尽可能地完整地展示出来。应该说，作者的这个目的基本算是达到了。通过大量的档案文献，这样一个群体的轮廓有了那么一点不太模糊的呈现。但是，也只能是这样了。

作为对一个历史群体的描述，大量鲜活的形象当然也是不可缺少的。但由于在口述部分总是不那么显得丰满，所以这一部分就有了不小的欠缺。这不能责怪采访者，因为这个群体中的人们本身就没有那么丰满的记忆了。当然，在部分的口述者当中，还有那么一点略显形象的内容，只是这部分内容对于这个群体整体形象的描述却没有太大的帮助。

但是，我们从这些零星的描述中也能看到当时人们的经历与人们想法的一些点滴。当然这样一些点滴要想让读者得到更为准确的印象，不太可能，只能是那么一点零散的印象。比如，在读到那些口述者所口述的内容后，我的一个感觉是，当时的人们似乎没有什么复杂，都很简单。特别今天的老人，当年的青少年，在读书时，说出来的内容都是有点懵懂。他们去读书了，读的什么内容，而且读书的钱都是家里送过去的。家里的钱是从哪来的，他们基本是不过问的。因为家里过去是庄头，底子殷实，所以钱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后来怎么又忽然没钱了，他们也不知道，只是感觉，既然没钱了，那就不读书了，就回家去了。这中间发生什么变故，当年的孩子似乎并不关心。这书是不是有得读，对他们似乎也不是很要紧。而没钱的原因，他们自认为是因为土改。可是旁人提醒口述者，日本刚投降，离土改还远着呢，怎么会因为土改家里就没钱了？口述者自己也说不清楚。这事只能不了了之。

另外，这样一个旗人群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不为官方所知。至少除了当地村里的人之外，县乡一级的政府，似乎都不清楚。这里的原因也比较复杂。

不过一个主要的原因，还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一大批满族人口，在民族登记上，都把满族改成汉族了。原因在于在辛亥革命前后，满族在所谓“驱逐鞑虏”的口号下，受到了极大的歧视，生计受到威胁。所以在当时那种环境下，都把满族改成汉族，把姓氏也改成汉姓。这样一大批满族人口的实际信息都被湮没在这样历史的波涛之中。在书的作者采访过程中，很多满族人的后代都不知道自己的先人是满族旗人。当地人有认为自己的祖先是随着燕王扫北从南京过来的，也有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是从山西过来的，也有认为是随着老罕王（汗王？）即努尔哈赤从东北过来的。可是严格说来，在清兵入关之前，努尔哈赤已经不在了，皇太极也没活得太久。进关的是摄政王多尔衮。那么这样一个族群究竟是一个群体，还是若干个群体？这里都是满族人，还是夹杂着汉族人，已经弄不清楚了。或许是这些满族的先人，为了掩盖自己的身份，故意这样用扑朔迷离的说法来混淆视听，为的还是掩护自己家族的真实身份？这些都已经不可考了。

要想通过大量的历史研究，完全恢复历史的真实印象，看来是相当困难的。能做的往往只是得到一个大概齐的印象，而且能做到这一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模糊的历史还是历史吗？这样一个不精确的历史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有的时候，具体会有什么意义，我们其实也并不了解。只是我们感觉，即使不精确，即使很模糊，这样的工作还是有必要做的。

很多事大概都有类似的情况，做的时候，我们未必知道它会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实用价值。但是当时就是想做，喜欢做，有兴趣做。只是做了之后，过了很长时间，也许才会发现它的实用价值。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因为当时不知道它的实用性而放弃不做，那结果一定会让我们懊悔不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