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所存在的瓶颈最根本的问题在哪里，关键还是人才问题。具体说是人才流动的问题。这种流动不仅仅是横向的，更是要解决底层人才向高层流动的问题，防止社会阶层逐渐固化的问题。说白了，就是要让穷人家的孩子看到希望，让穷人家的孩子有动力去努力、去奋斗。

有人说，封建时代的科举考试，对于封建社会中底层家庭的孩子提供了一种希望、一条途径，这或许也有一定的依据。不过，从根本上来看，科举考试的作用是有限的。只有个别底层的人才有机会向上流动，而大多数底层的人才仍然是没有多大希望的。这也是封建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这里不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新中国，国家对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重视，开拓了人才流动的各种渠道，大批穷孩子不仅能上学，还有不少能上大学。那些孩子多的家庭，很多连基本的生存也只是勉强维持，按照过去的思路，他们根本没有机会上大学。但是新中国的教育体制给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一大批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孩子能有机会走进大学的课堂，被培养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这个趋势还是在继续发展的。但是在9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所谓教育产业化的作怪，这个给底层人才的发展提供的通道却越来越狭窄。资本在以某种极其隐蔽的方式影响着教育的体制，无论是从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造成社会人才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开始逐渐严重。高校中，特别是著名高校中，农民子弟的比例越来越少。这是很不正常的。因为在市场体制中，就是一种赢者通吃的规则在起作用。如果我们的教育体制被市场被资本如此严重地左右着，那么这样的情况还会继续恶化下去。

一种新的读书无用论在贫困地区，在下层群众的家长与他们的子女中悄然蔓延。难道光是因为读书赚不到大钱的原因吗？这其中更是一种底层群众对于社会阶层呈现固化现象的无奈、绝望与愤怒。如果只是因为读了书而赚不到大钱，那么为什么富裕家庭还是坚持要让自己的孩子读书，甚至还要送到国外留学？难道普通穷人家就看不到读书的意义吗？显然不是那么回事。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对于这个问题要有战略意义上高度的认识。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不要说让社会更健康地发展了，甚至有可能带来社会的动荡与失稳。那这个麻烦就大了，所以必须要尽早解决好这个问题，越早越好。

对于贫困地区和边远地区的基础教育，还要在现有的基础水平上加大投入。不仅仅是资金上的倾斜，这当然是完全必要的，师资方面的投入也要加大力度。现在的支教志愿者行动只能是一个过度的做法，因为这样状态的师资队伍是不确定的，也是不稳定的，对于那些孩子们来说，有积极的作用，但也有消极的作用。志愿者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但是又是不系统的。他们一旦离开，或者有新的志愿者加入，孩子们都需要重新调整，重新适应。而师资队伍的提升，需要各个方面的配套措施与政策，这在目前也都远没有能够满足基础教育的需求。应该说，近年来，国家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已经有了较快的发展，但从实际需要来看，仍然是远远不足的。我们还得加大力度，提高教育投入在政府支出中的比例，而且这个幅度还要加大。别的什么事有些可以先不做，先缓做，但教育这个问题必须当做最紧迫的事情去做。

教学方式的网络化与高技术化对于贫困地区与边远地区的基础教育来说，在当前也是特别需要的。至少它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扩大这些地区们教师与学生的视野，有助于尽快缩小与发达地区教育程度的差距。但关键还是师资。国家培养的师范生如何能愿意到这些地区去工作，必要的合理的甚至更高的收入报酬是必须的。光靠鼓励他们的热情是不够的，是不能持久的。

对于这些地区的高等教育以及职业教育，也同样需要加大投入力度。有必要在西部地区，扩大高等学校的建设数目。这需要教育发达地区高等学校的支援，国家有必要在这个方面做大量的工作，投入大量的资金。配合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在这个战略的国内辐射地带有计划的建设一批较高水平的高等学校，既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我们把这件工作提高到一个战略的高度上来认识，那么，就如同每年都要提高我们的军费的做法相类似。我们也应该提高我们对这方面教育工作的投入。我们必须有一种紧迫感，再也不能只是发发牢骚而掉以轻心了。

或许，这项工作是需要相当时间的，不能指望在短期内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必须是明确的，我们的决心必须是坚定的，我们采取的措施必须是有效的。

前两天看到一则报道，一些穷人家的父母拼了老命也要供孩子上学读书。有位母亲说，如果我没有能继续供孩子上学，那就是我做母亲的责任没有尽到。我还需要继续努力。我要努力到死，也要尽到做母亲的这个责任。有人问这样的父母，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的回答简单得一致：就是不能再让孩子受父母曾经受过的穷和苦。听到这样的回答，正常人们的心理能不有所触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