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计划经济时代，购物排队是再经常不过的事了。出现排队的现象，主要是因为市场供应不足，需要向居民发放各类票证。但即使有票证也未必能保证能买到所需要的商品，所以凡有居民需求的商品搬上柜台，立刻就会出现排队现象。在不少情况下，人们只要看到排队，先不问在那儿卖什么，往往是先排上队再说。

小时候，大约是在1959年或者1960年，对居民肉类的供应已经需求凭肉票了。我们家当时住在京工大院里，而我们要买肉在院里买不到，要到双榆树副食商店。双榆树在北京友谊宾馆的对面，从我们家走过去，要走一站地的距离。

第一次去是母亲带我过去的，那应该是一个星期天。商场还没有开门营业，但门外已经排上了很多人。队伍在商场外面排成一个大圆圈。天气也比较热，夏天的太阳一出来就是热烘烘的。母亲让我在排队时把脸背对着太阳，是怕我被太阳晒得太热。其实，小孩子并不怕热，而大人担心小孩子怕热。后来忘了到底排了多长时间的队，总算买到了肉，拿回家之后，母亲让我把其中的一部分肉剁成肉馅。这段记忆到此为止。

还是在京工大院里，有一次，学校里的副食店给住在院里的家属居民卖过春节一些年货，无非是黄花木耳、花椒大料之类，外带粉丝芝麻酱。或许还有花生瓜子。那都是需要拿居民副食购货证的，老百姓俗称副食本。母亲让我去排队，那是在职工食堂的大厅里，队伍排的也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个售货员在我家的副食本上记下了应该买到的这些东西，可是到了取货的地方，另一个售货员却不卖给我，说我家本上已经写明买过了。那售货员还是很生气的样子，说我都买完了，还到这儿来哄秧子。我当时也不明白哄秧子是什么意思，反正心里很惶惑，惴惴不安地回到家里。母亲看我空手回来，就问怎么回事，我如实汇报，母亲就有点急了，说这是怎么回事，明明没有买过，怎么会说买过了呢？结果拉着我又去了职工食堂。不知道母亲是怎么交涉的，最后，那售货员还是把东西卖给了我们。我有时就想，我实在是太笨了，连买东西这样的事还要劳烦母亲再跑一趟。不过，当时也确实弄不懂这排队、票证和买东西之间如此复杂的关系。

离开京工大院后，我们搬到了海淀镇上。有一年春节，父亲让我去买肉。排队的人也不少，不过那次我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幸运，排队排到了前面。轮到我买的时候，售货员给我拉了一块很肥的肉，说这肉多好。我其实不爱吃肥肉，家里的人特别是父亲也不喜欢吃肥肉。可是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听人家说这块肉好，就稀里糊涂地觉得可能这块肉真的是挺好的吧，就拿回家里了。父亲看到这厚厚肥膘的肉，立刻就发了脾气，说这样的肉怎么能吃呢，而且要我立刻就去换掉。我很无奈，只好回到卖肉的地方。我跟售货员说，这肉太肥，想要换一块。售货员不解，觉得怎么还会有人不喜欢肥肉。马上就有队伍中的一个中年男人说，这块肉给我吧。后来售货员到底还是给我换了一块瘦得多的肉，再拿回家，父亲就不再说什么了。

排队过程中，最烦的事就是有人夹塞儿。那时候一到春运，买火车票就是一项艰苦的排队任务。现在虽然也排队，但毕竟买票的方式多了，如电话订票，网上订票，还有很多代售点，并不一定要到火车站去排队买票。但在那个时候，北京市里就没有多少车票代售点，所以只能到北京站去排除买票。在排队时，经常有要借着要到窗口问事的原由，就势夹塞买票，引发人们的不满。可是就有那么一些人极端自私，不管他人，只管自己合适就得。所以有时候，我也是年轻气盛，就会跟这样的人吵起来。有一次，有一个南方的小伙子，手里捏着一把钞票去夹塞买票，我对他说排队去。他拿着手里那一把钞票，在我眼前晃着，对我说，你见过这么多钱吗？见过吗？我当时被气得想笑出来，这是个什么东西？如此不堪还如此不要脸？

因为排队，所以有些行业的售货员也就有了某种特权。会有人找他们拉关系，他们也会借着职业的便利为自己捞好处。这样的事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在那个年月没有人认为这样做不理所当然。虽然群众不满意，有意见，但你能奈何得了他们吗？而且，那时的售货员们的脾气都不小，跟顾客吵架几乎是家常便饭，售货员们被锻炼得个个都是伶牙俐齿，说话连损带挖苦，顾客中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历练，能把人给气死。

在排队的时代，往往是人们一看到有人在排队，并不先问排队买什么，而是先排上再说。因为几乎所有需要排队才能买到的东西，一定都是老百姓需要的东西。即使暂时用不上，但早晚也用得上。所以先排上队估计不会有亏吃。

到了九十年代，商品供应渐渐丰富起来，票证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排队这件事就没有那么经常和普遍了。当然现在春运买票还是要排队，这实在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中国人实在太多了，火车的座位又不够多，所以排队还是免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