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时，好像还真没有逃过课。至于什么原因，可能是没有这样的习惯吧。在上大学前的很多年，上小学和中学时，都不可能逃课，所以在上了大学后，也没有逃课的习惯。但是，没有逃课，不等于说对所有的课都喜欢上，这里面也有不少曲折。

    大一的时候，主课是中共党史。那时还没有改革开放，三中全会也没有开，所以这门课的内容跟文革中讲多少次路线斗争的内容差不多。而文革中的那些东西，我们都是太熟悉了。所以如果在课堂上讲那些都知道的事情，那么这样的课会有多少吸引力，就可想而知了。其实，现在看起来，如果真正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这门课并不是没有可讲的东西，只是当时一个是整体思路没有改过来，二是我自己也实在不太懂这些东西，或者说，根本就没入门。所以听课就是稀里糊涂的，下了课老师布置了参考书目，也不知道去看，因为看那些东西，也同样都是熟知的。其实，说是熟知，并不确切，只是知道一些皮毛，并不真的知道其中的精髓。黑格尔说，熟知并非真知。那时的我就似乎处在这样一个状态。好像什么都知道，其实什么都是二五眼。

    上课的时候是马马虎虎，下了课也不知道复习预习，参考书也不知道去看。甚至到了考期也仍然是蒙蒙懂懂，不仅不知道要复习，甚至根本就反感复习。再加上那个时候孩子很小，没人带。原来母亲还帮我们带过几个月，但母亲不可能总在我这里给我们带孩子，所以在课程基本结束后，在准备考试的阶段，母亲就离开了。我名义上是一边复习一边看孩子。但实际上，那种所谓复习不过是把笔记翻来覆去地看看而已，根本就不得要领。虽然也花了些时间，也算是复习了，其实脑子里什么概念都没有。结果考试的时候看着题目就完全傻眼，根本就不知所云。也许老师出于怜悯给了我个及格，这就不需要补考了。要不然，给个不及格还要补考，那难受劲就别提了。

    大二时上哲学。本来我其实还是有点喜欢哲学的。但是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不客气地说，水平实在不怎么样，听了两回课，就开始烦了。讲唯物主义总是拿着黑板擦举例，一点新鲜劲也没有，而且语言单调而枯燥，总觉得是在浪费时间。后来，我们几个年纪大一点的同学实在有点忍无可忍，就向系里提出更换老师。而且那里也不知天高地厚，向系里声称，如果不换老师，我们就要罢课。系里当时似乎是同意了。

    可是，没想到，下次上课的时候，又是这位老师登上了讲台，我们登时就炸了窝。立刻离开课堂表示我们的抗议，也表示罢课的开始。在此之前，班上原来有不少同学，包括一些年岁较小的同学也表示，如果系里不更换讲课的老师，他们也愿意参加罢课。可是当我们这帮老泡儿真的离开教室的时候，那帮孩子就没有一个挪窝的。我们当然也顾不上别的人，反正说走就走了。

    虽然离开教室的是少数，但是这也让系里知道，这帮老泡儿是敢动真格的。结果，系里搞了个折衷，把哲学教研室的主任请来给我们上课了，但是那位不怎么受欢迎的老师也跟这位主任轮番着上。似乎这有点半妥协的意思。系里既不能完全不顾我们的要求，但也不能完全接受我们的要求。但是到了后来，那位讲课水平不高的老师最终还是不再来了。不知是老师本人实在不好意思，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

    由于我们这帮老泡儿强烈要求期末考试实行开卷，而年轻的孩子们喜欢闭卷考试，因为他们脑子好，记忆力强，这是我们老泡儿所望尘莫及的。系里又采取了半妥协的姿态，愿意闭卷的，就参加闭卷考试，愿意开卷的，就参加开卷考试。闭卷考试在教室，开卷考试可以自己找地方，也可以去图书馆。我们就都去了图书馆。那一次，我的考试成绩是良。

    总之，在大学本科期间，除了外语，别的课不光考得都不是很理想，而且学的就都是糊里糊涂的。因为对这些专业主课都没有太大的兴趣，而把时间都花在图书馆去看自己喜欢的书去了。现在看来，这算不算也是一种变相的逃课，也未可知。但我至今认为，当年在图书馆看的书，对于我后来的工作还是有着很大益处的。那些当时没有学好的课，后来也能通过其他方式加以补救，损失其实并不太大。但如果没有读图书馆那些我喜欢的书的兴趣，那这个大学上的就太可怜了，太不值当的，太不合算了。

    学生逃课，虽然讲课的老师不会太高兴，但也没有必要生气发火。老师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老师更应该宽容。要知道，当老师的讲的这些东西，在学生离开学校以后，能记得住多少？估计少得可怜，甚至什么也没有记住，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爱因斯坦说，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把上课讲的东西都忘了之后所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大意，原话我没有查。老师上课是否认真，老师对学生的态度是否关心和友善，这有时候其实比老师到底对学生讲了什么可能更重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