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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听《首届全国高校课程育人高端论坛》侧记(之二)

已有 712 次阅读 2019-12-30 09:17 |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在旁听《首届全国高校课程育人高端论坛》的那天,我只听了上午的半场,下午因为要午睡,只好放弃了。据说下午那场有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李向东教授的精彩演说,所以也只好放弃了。看以后是不是有机会再找来认真学习一下。

在上午的演讲中,三位来自上海的老师,他们思考的水平真的比较高。复旦大学的徐珂教授提到了这样几个问题:1. 课程思政是否会冲击理工科的专业知识体系,把专业课上成思政课;2. 课程思政内容与专业知识体系如何兼容乃至融合;3. 理工科课程中实施课程思政的原则和具体教学策略是什么;4. 理工科课程的课程思政如何能被学生接受;5. 教师自身需要加强哪方面的素质、技能和思考。

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所涉及的要求都不容易,也是解决课程思政的重大关键问题。每个问题如果真要解决起来都比较挠头,但是面对这些问题,又都是非解决不可的,躲避是躲不过去的。徐老师提出了这些问题,也肯定有他自己的思考。

徐珂教授提出了课程思政的入门口诀:“四用四不用”。

“四用”:用当代中国成就鼓舞学生自信;用伟大复兴需要激励学生提当;用复旦名师事迹感动学生心灵;用高深学问探索增强学生本领。

“四不用”:不用个人负面情绪影响学生感知;不用似是而非观点误导学生思想;不用夸大历史曲折损害学生信念;不用低效教学手段拖慢学生进步。

这个“四用四不用”是任课教师在做课程思政工作时必须要做到的基本要求,所以这个入门的门槛并不低。而有那么一些任课教师未必能做得到。

上海交通大学的陈鹏教授,所提出的问题更是直截了当。在他看来,做好课程思政,理工科课程与马克思主义的沟通相对是比较容易的,而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与马克思主义沟通起来反而有些难度。因为时间有限制,每人发言不能超过20分钟,所以对这个问题,陈鹏教授没有展开。在我看来,理工科课程一般不涉及意识形态问题,因此,西方的意识形态对于理工科课程的影响相对要少一些。而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则大多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有的甚至基本是由西方意识形态所操控的。所以这些课程要与马克思主义沟通起来,不仅相当地困难,甚至几乎必然存在着抵触。国内这么多年来,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上,几乎完全被西方意识形态所沦陷,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让这些课程做好课程思政的工作,肯定难度是相当地大。

前些年,一直也有关于理工科学生在人文素养上有着较明显的缺陷和不足的争议。严格说来,这恰恰是在那些理工科课程的大纲里,根本就没有人文因素的位置的原因。讲理工科课程,只讲课程涉及基本结构和内容的逻辑联系,而这门课程或者学科在发展过程中,与社会当时的发展状态,社会环境中的学科的创立与发展与社会的关系,这些内容是没有的。也有人说,在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上层的子女以学习人文社会科学为主,因为那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技能和知识储备。而普通大众人家的子女才会学理工科,因为那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工具。而工具,是不需要了解什么人文方面的知识的,作为工具如果掌握那种人文因素或者人文精神,有可能会损害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这种说法是不是有根据,我不是太了解。但这种说法,不是没有一点原因。

假设在讲爱因斯坦能量公式ΔE=Δmc2的时候,能够完全不讲美国的曼哈顿工程吗?能够不讲美国在日本投下的两颗原子弹吗?如果现有的课程完全没有这样的内容,那么课程大纲的编写者是不是在有意回避着什么?

根据陈鹏教授的观点,我们在编写理工科课程大纲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考虑融合进必要的人文精神或者人文因素。单纯的逻辑联系固然看上去很美,但确实存在着很大的缺陷。现代科学技术,包括其中大多数学科,都是在资本主义时代产生出来的,那么这些学科的发展,固然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烙印。这个事实似乎是不太可能被否认的吧?尽管这些因素也有生产力的作用,但这个时代的生产力同样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存在物。

我以为,陈鹏教授关于从这样的角度来构想我们自己的理工科课程的大纲编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不妨可以一试。当然,这项工作是艰巨的,是需要花费一个很长的时间才可能完成的。而且对此不太理解的教师与专家也为数不少。能不能让大多数人取得共识,这本身就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试一试总比不试要好一些。即使没有成功,我们也会发现不成功的内在原因到底是什么。

华东师范大学的杜震宇教授提出这样的观点,一切有形,皆含道性。他的意思是说,不论是什么样的课程,都是研究有形的客观对象的。那么,既然客观对象以及对这些对象的研究方法是有形的,那么其中必然含有道的共性。杜教授说,过去我们讲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但是在理工科课程中,似乎授业和解惑是教师主要的事情,而传道这件事似乎被遗忘了。这恐怕多少有点问题。在我看来,杜教授的这个观点,与上海交大陈鹏教授的观点有相近之处。大多数理工科课程只讲客观规律,或者只传这种客观之道。而在中国文化思想里,这个道是不可能没有人来参与的。所以中国所讲的传道,一定包括要传做人之道。那么,我们的理工科课程大纲的编写,要不要把传这个道的内容或者思想写进去呢?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呢?

由于下午的会没有听,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遗憾。幸而高宁老师将他收集到的在会议上发言者的演示文稿都发给了我,让我有机会了解更多发言者的想法和做法。在此向那些发言者与高宁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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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安良 杨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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