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过年的印象，记得最小的时候还是在老家。有一年，可能是兔年，那就是1951年。因为祖母给我买了一个兔子外形的灯笼，我很喜欢。晚上把灯笼点亮，里面插着一支蜡烛。我正拿着玩得高兴的时候，不知怎么手一抖，蜡烛倒了，灯笼瞬间就烧了起来。我又惊又怕又心疼，顿时大哭了起来。如果那年春节真的是兔年的话，那时的我也就一岁多一点。这件件事印象实在太深了，所以至今都还记得。

在老家过年的另一件事，是祖母带我去外祖母家。在一间屋子里，有人递给我一个蒲团，让我跪下磕头。人家让我磕，我跪下就磕，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现在想起来应该是祭祖的一个仪式吧?现在恐怕很少见到蒲团这种东西了，不知道在庙里是不是还有。

来北京后，过年就不像在老家那么热闹了。父亲会买一些烟花爆竹。可是我还小，也不敢自己去放。而且我极怕那爆竹爆炸的声音。在我听来，那是一种惊天动地、能让人肝胆欲碎的声音。父亲要带弟弟和我到家门外放爆竹。我不敢去，只在门口开了个门缝，偷偷地看。看到父亲点燃了爆竹捻，赶紧把耳朵捂起来，生怕那爆炸声让我惊悚。父亲拿了个烟花，在屋子里放，那火花一下子滋出来，落到床单上，我都害怕会引起着火，也没有什么兴奋感。

家里大人在过年时会给我和弟弟买些玩具。为了公平起见，要买就都买一样的。木头宝剑是一种，还有一种是脸谱面具。大人给我和弟弟一人买了一个京剧武松的脸谱面具。武松是武生，没有什么特别的色彩与花纹，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带着一模一样的武松面具，并没有多好看，反而会显得很滑稽。

至于买新衣服。似乎男孩对于新衣服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主要因为是，大人给孩子买衣服基本不考虑孩子的要求，大人觉得什么样的衣服适合孩子，他们自己作主就给买了。反正我印象中，大人给我买的衣服里，基本没有让我满意的。只是由于无奈，买了来就必须穿上，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来北京后，前几年几乎从来没有在春节期间逛过庙会之类。大约是在1964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已经度过了，国家想搞一些类似庙会的活动，让老百姓的节日生活更丰富一些。说是类似庙会，因为这类活动并不在什么庙宇内，或者在庙宇附近来举行。比如像北京的白云观，那时候是没有这种庙会的。北京市在从和平门到虎坊桥那条街上，办了个厂甸。不知道过去厂甸是不是旧北京的庙会活动所在地。1964年的春节，家里大人带着我们去了一次厂甸。那里确实非常热闹，好多新奇的玩意儿我从来没有见过。厂甸卖的很多吃食，家里大人不会给我们买，更不会让我们在外面吃。他们的观点是外面买的东西都不那么干净。甚至冰糖葫芦也不会给我们买。我发现，那种长达一米多的串起来的山楂，上面并没有糖，但别的小孩子拿着它都高兴得不得了。我以为，没有糖的山楂串，是不可以叫作冰糖葫芦的。还有的山楂用线穿起来，像是一个大佛珠，有小孩子套在脖子上。那上面也没有糖。

从厂甸回来后，不久寒假结束开学了。美术老师让我们画一幅以春节为题的画。我就画了厂甸的内容。我这人基本没有绘画天赋，可是那次绘画作业，老师竟然给我打了五分，让我受宠若惊。

1965年，因厂甸庙会的成功，北京各区县都自己开始办这种类似庙会的营销活动。海淀区是在海淀南大街办的。从西大街南口一直到黄庄路口。一路上百货公司和副食品公司，或者也有糕点公司都搭起了席棚。我们逛这样的“庙会”，也就是图个热闹，再没有逛厂甸时的新鲜感。

1965年10月，父母带着弟弟搬到了天津。我留在北京读书。1966年的寒假，我第一次坐火车到天津，自然就在天津过春节。天津的春节，年味儿比北京浓。家家窗户外都挂着吊钱（是吊钱还是吊签，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这种景象是北京没有的。妇女们头上也别着红色的发夹，北京也没有见过。天津的商店在春节期间继续营业的，门口都贴着“春节连市”的告示。我那时不懂所谓“连市”是什么意思。后来总算明白，就连续开市的意思。

1967年，文革中的夺权“一月风暴”，春节前，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什么是革命化的春节?没有人知道。所以那年春节就等于没有春节。我也没有回家，一个人在北京学校的宿舍里混着。

1967年11月，学校发生武斗，还死了人。学生们都有点害怕，不少人都离开了学校回家了。我也在1968年的春节前回到了家里。那年春节，父亲第一次跟我说起了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我也第一次知道在狭义相对论中，有所谓“尺缩钟慢”效应，觉得非常神奇。父亲还讲了许多在这种特殊的年代里，也一定不能丢掉学习的道理。

1969年的春节，是由于1968年的文革，在全国搞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父亲被关进了牛棚。这并不是什么牲口棚，是所谓牛鬼蛇神集中居住的地点的称呼。住牛棚，准确的说法是参加留宿学习班。不能回家，要交代问题。那年我也临近毕业分配。回到家里，见只有母亲一人。母亲说了父亲的情况，有很多事我也是第一次听到，那年除夕，我与母亲坐在灯下，相对无言。

1969年4月，我参加了工作。1970年春节，正是战备紧张的时候。厂里也要安排我们参加战备值班。我很想家，就跟车间的支部书记请假。那时的车间叫作连队，支部书记叫作指导员。支部书记是一位中年女性，不过四十多岁，可是我们这帮小青年都叫她老太太。支部书记开始不同意我请假。我磨了一会儿，毕竟女同志心软，也知道家庭的重要性，还是批准了我的请假。

没成家之前，春节前每次去天津，都要到西单菜市场买些鸡、鸡蛋和鱼带回去。也去过菜市口菜市场，也去过东单菜市场。成家后过年前，就得给自己的小家买这些东西。购物成了节前最重要的活动，而且每次都要排上几个小时的长队。那时，北京的副食供应算是好的。其他城市就更艰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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