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至少是在文革初期，除了八个样板戏之外，还有一部小说还在公开发行，那就是浩然写的《艳阳天》。这本书应该是在六十年代创作的，写农村的故事，当然少不了阶级斗争。不过，那本书在当时来说，还算写得不错的。到了七十年代，浩然写的另一本书《金光大道》也出版了，依然是可以公开发行的。但那本书我不是太喜欢看。这两本书都分别拍成了电影故事片。现在只说一下电影《金光大道》。虽然小说我不太喜欢，但电影里的演员演技都还是不错的。如张国民演的高大泉，王馥荔演的大嫂，宋晓英演的钱彩凤，还有马精武演的张金发。现在都算是老戏骨了。

电影中，张金发有一句著名的台词：谁发财，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顺便说一句，这个熊似乎应该读作“㞞”（sòng）。这个阳平音的“㞞”实际上是一句很难听的词，这里就不细说了。现在 人们总说“熊孩子”，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应该是“㞞（sòng）孩子”。

张金发的这句话，是指土改刚结束，要发展农业生产。但是，土改后的农民，家里的情况并不都是一样的。有的农户家里人口多，劳动力也多，这样的农户要想较快地发家，还是不太困难的。但是，对于家里人口少，且有病号，这样的农户，连日常的农业生产都难以为继，所以要发家，是很困难的。共产党员高大泉要组织互助组和合作社来帮助这些有困难的农户，整个小说的故事也是以此为背景的。

张金发说的那句话，今天看来，怎么说呢?至少不全面吧。如果是劳动致富，当然是很光荣的。但是，那些有着实际困难的农户，因为劳力不足，且病号拖累，发不了家，并不是他们人㞞，而是有着客观原因的。所以，高大泉才决心带动这些农户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这样的贫穷，不能说是狗熊。张金发那句简单的口号，是会产生误解或者误导的。

改革开放之初，有的人原来是没有什么钱的，但是由于某种机遇，就赚了不少钱。我亲身经历过一个年轻人，就说过以下这样的话：我过去被人看不起，就是因为没有钱，现在我有了钱了，人家也不敢看不起我了。有钱就会得到人家的好脸，没钱就被人看不起。所以归根到底，钱就是最受尊敬的东西。人有了钱，人也得到了尊重。这类话，马克思也说过，严格地说，是引用了莎士比亚剧作《雅典的泰门》里的台词：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这个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它可以使受诅咒的人得福，它可以使黄脸寡妇重做新娘。啊！你可爱的凶手，帝王逃不过你的掌握，亲生父子被你离间，啊！你有形的神明，你会使冰炭化为胶漆，仇敌互相亲吻，使每一个人唯命是从。

这就是所谓货币拜物教，或者黄金拜物教。这同样也是人的异化。人之所以尊贵、受尊敬，应该是因为人自身的原因，而不是有钱的原因。这个道理本来是浅显的，直白的。但是在当下的世界里，就是有不少人已经成为这种异化观念的奴隶。

在有的媒体看来，那些所谓企业家，董事长之类，就是人上之人。他们有地位，他们有财富，他们理应得到尊重和敬仰。当然，如果企业家因为他们的业绩，因为他们的才能，因为他们的努力，从而得到人们的尊敬是完全应该的。但是，如果只是因为他们很有钱，而别的什么都不考虑进去，那么这样所得到的所谓尊敬就是有点可疑的。

本来，新中国建立以后，人们这种以金钱作为判断人的高下的标准已经被淡化了。但是在市场经济开始兴起的时候，这种陈腐的观念又再度出现了。如果说社会上出现这样的苗头是某种自发的过程，但是不能否认，有些媒体的导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在不少场合推行着这样的观念，使社会上的风气更加趋于恶化。

过去，我们的观念是：劳动最光荣。现在成了：有钱最光荣。这里肯定出了问题，而且问题也不算小。通过劳动获得的财富是光荣的，通过歪门邪道所获得的财富是可耻的。在当前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推崇金钱至上的观念虽然说难以完全避免，但也不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老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有道为上，爱财次之。

作为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虽然共同富裕并不等同于同步富裕，还是应该允许有一定差别的。但这样的差别不应该成为巨大的差距，不应该成为社会的裂痕，不应该成为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的隐患。只有共同富裕，人民才会有真正的幸福感。没有人能够相信，在社会存在巨大贫富差距的时候，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民众能获得多少幸福。贫穷的人心怀怨恨，有钱的人心怀担忧。何幸之有?何福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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