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革命战争年代，群众路线的体现往往是通过发动群众运动，在群众运动中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为革命斗争的胜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解放后，我们在做群众工作的时候，还是离不开群众运动。从土地改革，到“三反”、“五反”，再到镇压反革命，都离不开群众运动。客观地说，这些群众运动对于当时要达到的目的来说，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但是，在群众运动中，由于缺乏严格和精细的法制，所以，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误打误伤了一些人。

是不是可以这样看，在革命战争年代所发动的群众运动的形式，在和平建设时期，这样的形式是不是应该有所变化。特别是我们有了自己的立法机构，也有了自己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和监督检察机构，相关的群众路线的形式应该有别于过去的群众运动的形式。

只是，我们一直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我们也想解决党内的监督问题，对干部的监督与考察的问题，解决干部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可是我们当时并没有找到一个既有效又合法的方式。最后，毛主席想到用群众运动来解决他想解决的上述问题，结果却极不理想。文革前，干部特殊化的问题，高级干部的特权问题、干部群众关系存在紧张现象的问题，干部脱离群众的问题，都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有的地方还是比较严重的。毛主席为此相当焦虑，最后还是决定通过群众运动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这样的群众运动离开法制的约束，就形成了天下大乱，而且伤及很多无辜。实践证明这样的做法并不成功。

从某种意义上说，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解决党内存在的这些问题，这样的思路并不错。现在我们进行四个全面的建设，其中之一就是全面从严治党。这同样要依靠群众，要走群众路线。但是现在我们更是要遵守法律，在法律的框架下来依靠群众，解决存在的诸多问题。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可以把遵守法律与走群众路线对立起来。有人似乎认为，如果走了群众路线，就会在不同程度上违反了法律；或者如果坚持依法治国，那么对于发动群众就可能不利。这样的认识都是片面的。

在我们的党还没有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作为革命党，自然不会顾及当时反动统治的法制体系，所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不需要考虑是否违反当时反动统治的法律问题。但是，在新中国的环境下，我们要走群众路线，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则必须要考虑依法和守法的问题。离开了无产阶级的法制系统，再广泛的群众运动也会出现大的问题。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不少困难，也会出现不少问题。克服这些困难，解决这些问题，都离不开走群众路线，都离不开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但是，如果以为依靠广大群众就只能是搞群众运动，那就会出现偏激的认识。从历史角度上来说，我们党要提出一项任务，并且要求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来完成这样一项任务，必须要做大量的群众工作。要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和组织群众。这些过程并不一定都要通过群众运动的形式来完成。比如说，通过群众自己教育自己，通过向群众宣读正确的道理，通过向群众讲清楚，完成某项任务对群众自身的意义，可以采取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并不一定都要靠所谓运动方式。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有的领导干部，对于如何做群众工作，已经很不熟悉了。这主要在于他们不了解群众的疾苦，也不打算关心群众的疾苦，并不真心实意地帮助群众解决他们的问题，克服他们生活与工作中的困难。他们习惯于召开会议，听取汇报，然后主观主义地下指示，发文件。这样的作风不可能解决任何群众的实际问题，而只能招致群众的不满和反感。当群众为了自身的利益，起来抗争的时候，他们只想到这样的抗争不要影响自己头上的乌纱帽，只知道把群众视为刁民，横加指责和弹压。这样的做法只能使他们更加脱离群众，更加伤害群众的利益和群众的心。

还有的干部，认为自己是上过大学的，有的还有硕士学位甚至博士学位，便自以为自己比群众高明，根本不懂得如何依靠群众。他们总觉得自己的观点才是最正确的，而群众多是无知和无能的。这样的观点非常错误，是非常要不得的。毛主席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遗憾的是，我们的那些干部就是这样一些幼稚可笑的人，他们不懂为什么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所以也从来不相信这一点。这样的干部做群众工作绝对是要误大事的。

我们讲全面依法治国，与全心全意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这两者间并没有矛盾，而是互补的，是相辅相成的。有的人，自以为学过法律，就把法律的地位盲目无限地抬高，似乎成了高高在上的，绝对支配一切的东西。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因为法律作为上层建筑，也是要受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来决定的。法律也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只有把人民的利益与法律的权威结合起来，只有把依靠群众与依法治国结合起来，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会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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