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发表了一篇讲话，内容大意是，在目前行政审批和评审制度上，颠覆性技术是难以实现的。

他说，现在中国搞科研，已经不算太缺钱了。但是在创新方面，我们还很难拿出颠覆性技术来。因为颠覆性技术往往超出常人的思维和想象，而我们的具有评审权的专家，未必对跨领域的方面都很了解。所以，对于有可能出现的颠覆性技术，往往就给予否定。

徐匡迪在讲到颠覆性技术时，提到了乔布斯、特斯拉、还有发明了火箭回收技术的马斯克。这些颠覆性技术都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但是在中国现行的评审制度上，这些颠覆性技术很难脱颖而出。

其实，所谓评审制度，还是决定要不要给钱，要不要资助的问题上。在人们看来，现在钱是有了，但也不能乱花。有希望的就给予支持，看上去没有多大希望的，或者看上去不太靠谱的，就不必给予支持。由于美国没有这类评审制度，所以美国倒能出现前述的那些颠覆性技术。

问题在于，支持乔布斯、特斯拉和马斯克的那些资金是从哪里来的，是谁向他们提供的？这其实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以乔布斯为例。开始，乔布斯和他的伙伴靠自己打工挣钱，生产出最早的苹果电脑，向他人出售，获得认可。后来又得到更大的订单，手里的资金比以前厚实多了。同时，他又通过广告策划，不断扩大苹果电脑的销售市场。在这个过程中，乔布斯还得到了百事可乐的大力支持，最终让苹果公司成为为实力雄厚的大企业。这里不需要审批，只是需要个人的不懈打拼。那么，我们国家为什么要有审批这一套手续呢？看来还是为了争取资金支持，特别是争取国家资金的支持，就需要走这样一条路子。

如果不走争取国家资金支持的路子，也像乔布斯那么干，可以不可以？理论上说应该可以。但是在实际上，这条路子太艰难了。费神费脑费力，搞不好还可能倾家荡产。这样的风险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得起的。只有那些真正对自己搞的技术有浓厚的兴趣，而且有着坚忍不拔的意志，才有可能坚持下来。中国的评审制度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为那些新技术的想象者提供了一条相对便捷的获得资金的通道。只要你能说得通，能说服大多数专家评委，你就可能拿到所需要的资金。而那些真正有着奇思妙想的颠覆性技术，都未必能说得天花乱坠，让专家评委们慑服。

现在各类基金申报，都有人在研究如何中标。这种研究也少不了对评委们的口味与好恶的揣测和迎合。即使你的想法本来是包括了颠覆性技术的因素，但是，为了中标，你可能就不得不放弃最有价值的因素。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总拿不出真正的颠覆性技术的一个原因。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无论是乔布斯、特斯拉还是马斯克，他们在创立自己独特技术的时候，总是有一部分先期成果。对于任何希望得到资助的技术项目，这一步骤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按理说，中国那些申请基金项目的技术，也都会有这样的先期成果。这里的问题在于，或者是这些先期成果都没有能够达到颠覆性技术的水平？或者那些真正具有颠覆性技术水平的先期成果得到专家评委的认可？如果只是前者，那中国没有出现颠覆性技术的板子，似乎还不能都打在评审制度的屁股上。但如果是后者，那问题就要好好说道说道了。这其中到底是怎么回事？问题真的是那么严重而复杂吗？

据我个人的孤陋寡闻，中国的创新观念真正为更多的人们也知晓，也不过才这几年的事情。虽然不少要一直在做之方面的工作，但对于创新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真正要理解起来，还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对于鼓励人们那种敢于突破，打破常规的做法和想法，我们这个社会还没有达到那咱完全理解的程度。很多异想天开被人耻笑、被人讥讽，这对于创新是非常不利的。更不用说创立颠覆性技术了。现有的评审制度也是有利有弊，不能一概而论。关键是如何建设一个有利于创新，鼓励创新的一个社会大环境。客观说来，现在这样一个环境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这恐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

对于鼓励颠覆性技术的做法，评审制度也不是绝对一无是处。我们可以设置一种创新基金，专门发给那些有着大胆设想，而看似于常理不合的那些New Idea。设立这样的基金，肯定是有风险的。可是一旦有所收获，那后面的效果则是无法估量的。所以，那种按部就班的基金评审方式就需要某种变革。基金式评审可以不完全丢弃。在基金评审方式之外，再设置这样一类创新基金评审制度。这就有点像风险投资一样。要敢于担当风险，要准备宁可舍弃所希望的利润所得，就是一门心思去鼓励创新，去鼓励颠覆性技术的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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