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北宋时，是中国当时最富裕的时代，当时的北宋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不仅物产丰富，而且文化造诣的水平也相当高。可是这样一个富裕的国家，却一直遭受北方民族的入侵。连年都是被动挨打，还被迫订下城下之盟。这里哪有什么盟，不过就是割地赔款的丧权辱国的降约。

北宋在军事上不强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条，是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想到如果他当了皇帝，各地的军事首长也跟他学，也来这么一手黄袍加身，那还了得？于是他大力削减边帅的军权，而且没有朝廷发话，各地军事首长的作战权几乎是没有的。

我总觉得，这并不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当北宋在不长的时间内迅速富裕起来之后，加上文化艺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统治者阶层那种贪于享乐的意识越发强烈。只要不影响他们的享乐，其他事情都是可以为此让步的。所以无论是檀渊之盟，还是别的什么之盟，如果能赔钱就赔钱，能割地就割地。反正朝廷有的是钱，不怕给出去多少。在这样的一种意识下，当北宋与外族发生战争时，主和派往往能占上风，而主战派多难以作为。

北宋就这么拖着耗着，最后来了个靖康之耻，国破君掳，一场彻底的失败。到了南宋时期，情况依然没有改变。江淅富庶，南宋小朝廷的小日子过得也很舒服，哪管什么北伐复国？岳飞的被害也成了一种必然。直到蒙古大军南下，南宋的小日子也过不下去了。虽然已经被逼得没有办法，再不打也是北宋的结果。文天祥起兵了，但大势已去，终归还是救不了这个从里子就烂透了的朝廷。

唐朝虽然有个盛唐时期，但那也恰恰是唐朝走向衰败的转折点。所谓李隆基搞出个中兴时期，但玄宗天天与杨贵妃花天酒地，虽然当时外敌不强，但内乱的根子已经扎下了。一个安史之乱就把唐朝打得七零八落。盛唐时的大诗人李白、杜甫都深受其害。文化高度是有了，国家的危机却也到来了。

这里似乎就有个悖论：越是生活富裕，文化艺术上升的时候，却是国家最容易陷入危机的时候。难道真的是“越穷越革命”吗？当然不是。人类搞生产，谋发展，当然都是希望日子越过越好，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文化水平和造诣也越来越高。这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在历史上，却出现了上述的情况。而且谁也不能保证将来就再也不会发生这类的情况。

居安思危这几个字说起来容易，要做到却是非常困难。生活一富足，一舒适，谁还愿意去做那些让自己不太舒服的事情？越吃越不嫌馋，越待越不嫌懒。这是人的惰性的通病。惟有自觉的意识，打破这种惰性的积病，才有可能真正做到居安思危，才能避免那种威胁生存的危机。

文化造诣的提升，会产生一种副作用，即所谓玩物丧志。有了高雅的艺术爱好，难免对此沉溺其中。在这个过程中，难免失去更高的志向。对艺术品收藏成瘾成癖，都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对于文化艺术水平的提升，更重要的作用是陶冶情操。如果把这种沉溺其中的感受作为主要的享乐，那就是反客为主了，反而会深受其害。

有个伟人说过，人类为了发展更高的文化成果，往往需要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有时甚至需要牺牲整个阶级的利益。这其中的意思是说，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阶级利益的冲突，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压迫，强迫被剥削者从事繁重的生产劳动，而剥削者则有闲情逸致从事文化产品的创造。文化水平上来了，而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则被统治者所残酷的剥削掉了。这应该是一种含义。另一种含义可能就是指像中国古代唐宋时期，物质丰富了，文化提高了，但内忧外患却也同时滋生了。最终导致社会生产遭到巨大的破坏，广大人民群众民不聊生。不知道这是不也是一种为了文化提高而付出的牺牲和代价。

当人们发现这其中的规律性东西的时候，人们多少就应该有所自觉。人类的生存极其不易。除了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处处都是危机和挑战之外，人类社会内部同样也存在着种种危机与挑战。人类时刻都要准备应对这样的危机和挑战，哪有更闲的时间去一味享乐？那就是作，作死的苗头。人类如果想要延续更长的物种寿命，这种居安思危的意识永远都不能削弱。

有时候，在所谓奋斗与过好日子之间，人们并不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在很多人看来，有了好日子过，干吗还要吃苦奋斗？吃苦奋斗不就是为过好日子吗？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如果办是贪图享乐，而不再去吃苦奋斗，那就别说还有好日子过，连能不能生存下去都会成为大的问题。所以，为了生存而吃苦奋斗，还是为了享乐而牺牲生存的更多机会，人类到底要怎样选择？这个问题不那么好回答吧？

其实，人类要想继续生存，除了吃苦奋斗，还会有更多的担心与忧虑。这都是在伴随着人类生存这个话题的。居安思危本身就包括了这种思虑与担忧。如果只图一味的享乐，这些思虑和担忧都是对享乐的一种干扰，让人心里不那么舒服。所以与其不舒服，不如索性不去想这些问题。可是不去想，不去思虑，问题就能逃得掉吗？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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