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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的“九一三”

已有 296 次阅读 2017-9-13 05:11 |系统分类:生活其它

913日,今天中国大多数低于55岁的人们可能不太知道这个日子的意义,55岁以上到60岁的人中有多少知道这个日子的,估计也不会太多。但是,于我们这些近70岁以及以上年龄的人来说,一提起1971年的“913”,应该几乎无人不知吧?

这一天是林彪逃跑的日子。在十年文革中,这一天具有的意义可能很多人想得都不太一样。

1966年在全于掀起狂飙的文革,最初的疯狂主要发生在大中学校。年轻的人们一下子都被卷了进去。开始给学校党委写大字报,后来写学校领导的大字报,后来又给所谓学术权威、右派分子、还有一些自己看不顺眼的人写大字报。工作组进校了,待了一个多月,又突然撤走了。八月份,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在闭幕的那一天,发布了《十六条》。学生中间出现了学生斗学生的事件,接下了是“818”,红卫兵上了天安门城楼。再下来就是抄家破四旧,一片所谓“红色恐怖”。然后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在全国传播。这时候,所谓大串联开始把文革向全国各地点火。北京中学的红卫兵在广州把红线女的头发给剪了,抡皮带打人让广州人民对红卫兵的印象极其恶劣。

到了十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对路线。原来被所谓对联压得抬不起头的人们,借助这个机会也要起来革命和造反。他们组织起自己的队伍跟老红卫兵对抗。老红卫兵的气势不知怎地,一下子就不行了。除了佩带绸缎质地的红卫兵袖章外,似乎再也没有什么吸引人的东西了。

这个时候,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名字出现在大字报上,都被打上红叉。人们为此辩论,到底是否应该打倒他们。

1967年,上海“工总司”压了上海市委和上海人民政府的权力。中央两报一刊热情欢呼,称之为“一月风暴”。结果全国各地都开始大兴夺权之风。然后就是各地出现对立的派性组织,开始是对抗,后来是武斗,枪炮坦克都出动了。

1968年,各地开始形势趋于稳定,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取代原来的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形势看上去稳定了,但还是乱糟糟的。革命委员会都是派性组织成员,再加上解放军军管人员和极少数先期得到解放的老干部。这个时候,出现一个更为糟糕的运动,叫“清理阶级队伍”,斗争矛头直指普通群众。这是文革中算是最不得人心的一次运动。很多人被当作牛鬼蛇神被关了起来,名曰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俗称住“牛棚”。这并不是让这些人真的住进什么牲口棚,而是这是所谓牛鬼蛇神集中居住的地方,遂称“牛棚”。

19668月的抄家是红卫兵一种无组织行为,而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进行的抄家,基本都是各单位有组织的行为,所以这种行为对普通群众的伤害更大,也更严重。不少人被迫害致死,也是在这样一个时候。

1969年,召开党的九大,看上去形势进一步得到稳定,但在各地和各个基层,情况并没有比1968年有任何好转和改变,但这个时候,由于中苏边境出现紧张状态,人们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挖防空洞和备战方面。但从这个时候一直到1970年,有些地方还在以抓“516”反革命分子为名,继续开展斗争群众的活动。

1971年国庆节,是新中国成立22周年的纪念日。在此之前,北京不少企业和学校组织人们,准备国庆游行的排练。这种排练从八月底、九月初就开始了。但是,突然有一天,可能是九月中下旬的某一天,所以准备游行的人们都被告知,今年不再进行国庆游行了,所有的人立刻回到原单位。

当时人们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据有关方面传达的指令说,今天国庆节,帝修反采取了过去从来没有采取过的手段来破坏我们的国庆活动。至于是一种什么样的破坏活动,上面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大家也是懵懵懂懂。反正让干吗就干吗,老百姓问那么多也没用。

那年十一,我用探亲假的时间去广州看望姑妈。从广州回来的路上还去了一趟韶山。在回北京的火车上,列车到保定时,上来一位铁路工人。他开始和坐在我对面的一个中年人聊天。铁路工人很神秘的说,中央现在又揪出一个大家伙,他的眼光高深莫测,然后说,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们这些老工人都睡不着觉。那中年人说,是不是假马克思主义的大骗子?这是指的陈伯达。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报刊就用这个称呼来指陈伯达。铁路工人摇摇头说,不是,比他还要大。我听到这里,耳朵也立刻竖了起来,比陈伯达还要大,那还能是谁?再听,就明白了。这是指是林彪。

到北京后,厂里的宿舍中大家早就传开了。大家的神情是愉快的,兴高采烈的。人们似乎认为林彪的垮台是一个值得非常高兴的事。

不久之后,中央就开始传达一系列的文件,有很多种。最开始的就是取消在各单位一直都在搞的所谓“早请示、晚汇报”活动。这是从文革初期一直就延续下来的活动。接下来又取消了雷打不动的“天天读”。这是最让人愉快的一项决定。以前上班前或者下班后,都要用一个小时来学习毛主席著作。有时其实所谓学习无非就是读读报,念念报上的什么文章。大家上了一天的班,还要用一个小时要做这种劳什子事,没有不烦的。但是大家都不敢发牢骚,因为这是关系到态度问题。特别是有孩子的老师傅,家里一大堆子事,可是时间都用在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大家谁不搓火?现在总算好了,这种事不用再做了。人人心里都是轻松的。

再往后,毛主席的像章也不用戴了。从1966年一直戴到1971年,足足六个年头,谁都不敢摘。原来大家还很喜欢戴,还有人专门收集各种各样的像章,作为重要的收藏。现在不用戴了,也不会担心因为像章受到什么恶劣的待遇而受到批判或者惩罚。

从那之后,广大群众对于所谓政治运动,已经开始厌倦了,所有的人对于再有什么样的政治运动,都是相当冷漠的。无论后来的什么批林批孔,什么评水浒,再到1975年的批邓,人民群众不光冷漠,而且还相当抵触。特别是批邓,基本是极不得人心的。不光普通群众反对,就连基层单位的领导干部和大多数党员,也是很反对的。

1971年的“913”,是一条中国人民对于文革认识的两个阶段的分水岭。之前有较大的盲目性,之后,虽然不能说完全消除的盲目,但至少开始有一部分人有所清醒。老百姓的态度也是很明确的。从1971年到1976年,人们对于所谓无聊的政治运动的厌倦,人们渴望发展经济,提高自身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是从那时一点点积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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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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