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一日那天，我在一个工作群里发出如下文字：“提一个不太成熟的建议。多年来，我们在搞组织活动的时候，曾经有人提出，应该让党组织的活动形式更丰富多彩一些。于是一些类似旅游、聚餐之类的形式也进入了党的组织活动的范畴之内。现在看来，这样的做法有些欠妥。在中央要求从严治党的形势下，我以为，我们的组织活动应该认真考虑一下如何适应这种新的形势要求。对于离退休的老党员来说，适度地组织一些参观是有益的，但如果涉及到与党的工作无关的旅游景点，那就有点不必要了。在组织参观中，存在着解决吃饭的问题，这也需要用相对简捷、方便的形式，而不是一定要弄成一个聚餐的形式。当然，这个问题相对复杂一点，我也暂时想不出更为合适与恰当的方式。只是认为，用组织活动的经费专门聚餐是不太合适的。

党的组织生活是党员的政治生活，是一个严肃的活动。我们不应该将它庸俗化。意见当否，欢迎批评。如果大家想聚餐，可以实行AA制。”

很快收到一个回贴：“向你致敬，出门左转”。这显然是对我的这个建议表达不满，认为这是一种极“左”的观念。我没有为此而纠缠，只是再发一句：“请提具体意见。”，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多年来，似乎只是与政治有关的组织活动，已经没有什么人感兴趣了。所谓组织活动形式要丰富多彩，就是要回上一些非政治的因素。而这种做法至少在今天看来，是不妥当的。这等于是拿党费或者党的组织活动经费来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非党群众没有这样的权益，而党员却可以堂而皇之地去享受这样的权益，这绝对是不应该的。

那位让我出门左转的同志，我以为他在观念上是有偏差的。共产党员就是要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脱离人民群众。在有关这种类似旅游和聚餐的所谓社会实践的活动中，组织者总不会忘记告诉参加者，参加这样的活动不要把手机拍下来的照片发出去，回去也不要和别人说起这些具体的内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示？无非是说，这样的做法，在组织者看来，也不那么正大光明。但凡不可告人的事，无非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涉及到机密事项；一种就是涉及到私利的事项。前者不能告人理所当然，而后者的不可告人就存在着问题。

共产党员本来就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在似乎成了另类。如果回归到共产党原有的传统，就被某些人看成太“左”。这是不是有点邪性？当然，这么多年来，人们对于那种本来不该做的事已经有点习惯了。让他们改过来，他们不适应。这本身就说明我们现在要从严治党是多么迫切、多么重要。如果这些事都不能纠正过来，那对于党风的改正真还是道路艰险哪！

前不久还听说，某些高级干部退休后，本来已经享受了国家的相当优厚的待遇，但是他们还不知足，想要享受离休的待遇。这更是一件奇闻。这是什么？这是明显的搞特权，是明显地私心大暴露。说他们恬不知耻也不过分。这样的干部纵然没有贪腐，其灵魂也是肮脏的。

对于党风的治理，看来真不是短时间能做好的事情，上至高级干部，下至普通党员，有些原本不该想、不该做的事，而在他们看来，不仅仅是应当应份的，而且还理直气壮。这实在是让人无语了。这些观念，起码是把党的宗旨、党的传统、党的优良作风丢到爪哇国去了。

有人会说，这算什么事啊？不过就花那么点钱，让大家都高兴高兴，心情愉快一点，还有什么罪过不成？或许，罪过说不上，但是这绝对是错误的，应该不容置疑。有些党员，其实并不真正了解党的传统与优良作风，在他们入党的时候，对这些就是陌生而不熟悉的。所以，那些实际上是错误的东西，却被他们看成似乎都是正当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隐患。这至少说明，文革结束后的四十年来，我们在对党员的最基本观念和素质的教育上存在一个极大的缺失。在那个时候，这些优良的传统和作风像破抹布一样被扔到一边，然后弄些时髦的名词来装饰着那种虚假、伪劣和腐烂的所谓新概念、新思维。而这些所谓新奇的东西，不过都是那种腐烂货色的翻新，但却让很多人趋之若鹜，以为是什么最新最美最妙的好东西。现在事实已经证明，我们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才真是历经百年都经得起考验的传家宝。任何套着新鲜新奇幌子的东西，最终都会被扔到历史的垃圾堆。

共产党人凭什么就是共产党人，凭的就是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艰苦的作风、顽强的精神，还有百折不挠的斗志，一心为民的赤胆忠心。如果没有了这些东西，共产党人就称不上共产党人，打着这样的旗号也是冒牌货。

那位请我出门左转的同志，看来还不是很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左，什么是带引号的“左”。这位同志把共产党人应该坚持真正的革命的左，当成了带引号的“左”。或者在他看来，只要是左，无论是不是带引号，都是他所不屑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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