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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痕文学的背后

已有 532 次阅读 2017-3-18 06:31 |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伤痕文学”这件事,似乎还有很多需要思考之处。当然,伤痕文学对于文革的批判是最早的,是值得肯定的。这在当时是一种勇气,毋庸置疑。后来跟着的就是文学领域里的一大批伤痕故事,对文革的批判推波助澜。不过,如果认真思考一下,也可以看到,当时这样的批判还是表面上的。内在的更深刻的东西是什么?似乎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挖掘。

在挖掘的过程中,会产生了不同的方向。后来有一个方向我以为走偏了,就是把发生文革的根源直接指向国家和党的领导的整个体制。这样的做法倒是比较简单的,看上去也很直接,但是并没有真正碰触到实际上的东西。如果就此,把这个体制推倒了,或许不一定再会发生文革那样的事情,但对于中国更主要的问题,如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崛起,肯定都是不利的。再有,即使原有的体制被推倒,或许文革那样的事件或者文革所带来的伤痕就一定就不会发生吗?这也很难下定论的。也许这种事件会以另外的形式出现,也未可知。如今日的台湾,有不少岛内的学者或者媒体人,都在说岛内天天都在文革。虽然这种说法未必那么准确,但至少某些外在的东西是类似的。

文革的爆发,固然是领导者错误判断,发出错误指令的问题,但毕竟这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事件,与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文化不可能没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如果把文革只归因于领导者个人的因素,归因于某个政党的因素,归因于人们精神上的疯癫,这是违背历史唯物论方法的结论,是很难有说服力的。

在这里仍然只是一个初步的探讨,或者只是从某一个角度来进行探讨,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在旧中国,几乎没有建立起来有成效的中央政府管理体系,也没有强有力的法制体系,所以广大老百姓也基本没有更为完整的法制观念。无论是在日本侵华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盗贼遍地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管理体系基本建立起来了,广大群众开始有了最基本的法制观念。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就有了一个相对稳固的法制与社会基础。但群众中的法制观念似乎并不特别牢固,因为当时新中国的法制体系也并不特别完善。这恐怕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文革初起,领导者实际上就是要打碎这样一个初步建立起来的法制体系。如果不打碎这样一个体系,领导者所号召的打破旧体制的设想根本就无法实施。本来就比较脆弱的法制体系很快就土崩瓦解。公检法全部瘫痪,任何一个无法无天的行为都没有法律去约束。

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工业化进行得比较早,完成得比较早的国家,当然主要都是资本主义的国家,法制的建设相对完善,所以人们的守法观念也相对成熟。而中国作为从农业国向工业化建设过渡的国家,则还没有完成这样的法制建设。农民眼中只有所谓王法,而王法的基本条款就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其他的与法制有关的观念就很模糊了。而在文革最极端的时期,有些人已经连杀人偿命的观念都很淡漠了,这是文革所带来的极大的破坏。

领导者号召造反,破坏法制成为公开的与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原有的伦理道德观念也随之崩溃。卢新华的小说《伤痕》中,那种在亲人之间发生的互相伤害的事情,也就不奇怪了。虽然它确实严重地割伤了人们的亲情、友情和爱情,但这样的情况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这也确实是反人性的做法。

领导者并不是完全不要法制,而是在他看来,当时的法制不利于他想要达到的目的,所以必须要破坏原来的法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想要解决的问题。但这真的就如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妖魔鬼怪一放出来,就很难收回去了,也很难进行控制了。法制被破坏了,伦理道德观念也跟着就破坏了。这恐怕是文革中最值得吸取的教训之一了。

事实证明,破坏法制达不到领导者想要解决问题的目的。这一方式绝对是行不通的。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文革期间,国家的基本层面的体制还存在,还能维持虽然不那么正常,但也还是能维持下去的运转。国家的动乱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但还没有动摇国家最根本的基础。国家能进行最基本的救灾工作(如在唐山大地震时所做的),也能进行可以掌控的局部的对外战争(中苏边境的冲突)。这应该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要解决文革发生前与发生后的各种问题,确实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包括进行更加深刻的反省。这种反省是复杂的,不是简单地否定一个体制就能解决问题的。它需要更细致、更深入、更复杂、更全面的思考。事实证明,我们没有像苏联那样,全面地否定我们的体制。我们是在尽最大的努力去纠正文革时的错误的同时,也同时尽力保留我们体制中健康的因素,特别是反对那些企图颠覆我们这个基本体制的错误做法。因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非常必要的。对于我们曾经的失误,则给予更多的弥补与纠正。事实证明,我们的做法是有成效的,是带来巨大正面意义的。我们所得到的发展,所创立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也是值得庆幸的。所谓庆幸,是与苏联相比。苏联的做法是彻底否定体制,但这种所谓彻底的否定,对于前苏联国家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没有带来一点好处。这面镜子值得我们好好地照一照。

中国共产党在其革命、斗争与建设的历程中,也历经许多坎坷。包括我们犯过的许多“左”的错误。毛泽东曾经批评过的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我们犯过的也不止一次。除了王明时期的错误之外,在延安整风前后,在所谓“抢救运动”中也出现过这类情况。

当年参加革命的人们,现在也对此进行反省,这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事。但同时也要注意,不能因为当时所犯过的错误,就来否定我们的党的一切,特别是要否定我们党那最基本的东西。我们党的目标、我们党的信念,我们党的政策、理论和作风。不要忘了,我们党的成立与成长是在曾经是一盘散沙的旧中国这样一块土地上的。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党能够及时发现,并且及时改正,这样的气魄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政党都很难做到的。如果有人把当时党存在的错误说成是党要求党员出卖“良心”,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也是别有用心的。

在党的成长中,出现了许多严重的挫折。大革命失败,原来的五万党员,有数千人被杀害,有数千人当了叛徒,还有更多的人当了逃兵。只有一万人坚持了下来,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在这样的环境下,党内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与缺点有什么可奇怪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到今天,不就是不断地反省自己,不断地结合实际,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结果吗?

对于党内外、国内外的各种批评和指责,我们是要分析。有些合理的和善意的,我们是应该接受的,也应该及时去改正的。而那些不负责任垢攻击和谩骂,我们也不能做什么谦谦君子,我们必须做出坚决而必要的反击。没有这样的反击,党的事业也不可能继续取得进步和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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