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和教授的尊严

刘庆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在今年全国人大与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前北京市长，山西省长孟学农对官员学历注水问题发声。他在发言中指出：“图虚名，招实祸。真想建议中组部把这些（官员）博士招来考一下。我抨击不学无术、注水的博士”。近些年媒体也揭露了多名领导干部注水博士学位。例如某市原市长博士学位论文居然没有参与答辩，博士学位论文为教授代笔。以前媒体还揭露了多位官员在职攻读研究生，由于平日工作”繁忙“，只好找秘书代为听课和考试。这些丑陋现象产生的根源主要涉及研究生学位（其中主要为博士学位）供需双方的利益驱动：供方的大学和他们的教授（导师），需方的官员，他们实际上属于利益共同体。大学和教授需要这些官员手中权力提供资源。官员需要一顶博士帽子为他们职务晋升提供“垫脚石”。

众所周知，大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创造知识，培育人才的重要阵地。那些有尊严的大学和教授们由于培养了大量社会精英和创造出众多造福社会的科技成果从而赢得社会公众赋予的尊严和荣耀。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对有本事道德高尚的教书人尊称为“先生”就源自这个道理。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欧美著名大学和他们教授们那种高傲传闻。例如有的大学就连自己国家“一把手”试图谋求学位请求置之不理。无论什么时候发现领导干部学位论文有假调查确认后果断取消。官员们来大学调研绝无“前呼后拥”现象。他们认为大学是圣神的学术殿堂，不是权贵们表演的场所。我们民国时期也有大学教授面对当时来学校“视察”的教育部长不屑一顾的表现。这些大学中有的知名教授“羁傲不逊”的表现往往不会招致社会公众的谴责和批评，相反还令社会大众尊敬和称赞。社会公众认为，这样的大学和教授有骨气，令人佩服。当然，我也不完全赞成那些有真才实学教授们那种“高傲”态度，谦逊待人总是给人以舒服感觉。但是细想起来，我就觉得这没有什么，人家有本事，有骄傲的资本，人家不依附权势，不阿谀奉承，不趋炎附势，而是靠自己真才实学矗立在世界学术共同体之巅。况且人无完人，这些学术达人有点怪脾气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责怪。普林斯顿大学长期容忍纳什的“张狂”被人们赞誉为“普林斯顿的大爱”。面对这些大学和他们教授们的底气，政府也奈何不得。他们深知，在一个言论自由、民主法治和讲规矩的国家，只要在法律框架内行事，不会有什么事情。所以，我崇拜这些大学和他们的教授，并真诚地向他们学习，致敬。

我在大学期间有幸领教了一位有尊严有风骨的大学校长，他就是我们北京地质学院高元贵院长。1968年高院长和我们班在北京地质仪器厂劳动一个月，每天中午和我们在一起休息聊天。班里的军代表对他很是尊敬。有一天中午休息，军代表请高院长为我们讲述他的革命故事。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高院长的一个主要”罪名”是：“他三年不进地质部的门”（那时我们学校属于地质部主管），彰显了他的“傲气”和“风骨”。这与当下一些官员为了快速提升，不断有事没事找上级领导“汇报工作”“拉近乎”形成鲜明对比。据说他的另一个罪名是“看不起学校的工人”。因为，学校教授经常是高院长办公室和他家里的的座上宾。有一张照片记录了他和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杨遵义院士和矿床学家袁见齐院士在马路上悠闲散步和聊天的情景（见照片）。高院长就读于中国大学国文系，知识渊博，他经常给学校教师上哲学课。“他刚正不阿，坚持真理，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坚决抵制上级领导的错误政策”（高元贵纪念文选），给我等后辈树立了榜样。这样的大学校长值得我们社会大众尊敬和赞扬。

然而，当下我们有的大学，即使是一些名牌大学和他们的教授们，面对某些权贵的表现实在不敢恭维。这些大学领导将大学高贵精神和尊严置于脑后，面对某些上级官员指手画脚，唯唯诺诺，惟命是从。他们不惜牺牲学校的尊严与名誉，放任一些昏庸官员来学校混文凭。有的大学领导还振振有词，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学校发展，为了从哪些政府官员手里获得更多的办学资源。尽管这类大学领导属于少数，但在社会上形成的“负能量”不可小觑。

大学的尊严体现在我们社会要素的多方面，例如我们国家制定的一些“高规格”人才计划中也有明确条文：需要应聘者来自世界名校的教授。我们有的大学招聘人才对于“出身”具体规定：应聘人才博士毕业大学要在位居某些世界大学排行榜前100名之列。这些举措彰显了大学的“尊贵和尊严”。当然，这些有尊严的大学一定是由大批“有尊严教授”组成，成就了他们屹立世界高等教育之林地位。当下荣归故里的一些著名海归们的名气除了他们取得骄人的科学成果外，也是基于他们大多数毕业于那些颇具尊严的世界名校。

其实，在那些缺失尊严的大学里，少数大学领导、教授（仅指那些指导昏官的少数导师）、官员三方构筑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我国大学严重行政化体制导致大学领导属于行政官员，他们与政府部门官员一样需要升迁。例如目前我们的大学校级领导有副厅级（以高职院校为主），厅级（占普通大学主体）和副部级（以985大学为主）。所以大学领导最多只能升迁到副部级，要继续升迁就必须“跳出大学”，到政府部门寻求更高的职位。有一位大学校长（当年还属于正厅级别）离开校长位置，首先高升到省委常委兼科技厅厅长，随后成为一个副省级城市市长（据说只当了100天市长，人们称为百日市长）位置上“快速”升迁。大学校长们的升迁都需要政府官员的帮助和“运作”，这就是一些大学领导热衷于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诱因之一。对于那些治学严谨的教授，他们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培养学生和产出高水平的科学技术成果。这类教授一门心思做学问，并不向往官场，况且这样的教授在大学里待遇往往不低，加上德行好，一般不会干那些有损教授尊严的事情。然而，个别教授则需要“官员们”通过研究生帽子获得项目经费，为过上“荣华富贵”生活提供物质基础。因此，这种师生关系实际上属于一种交易。

这些涉事学术单位既有普通大学和他们的教授，更有名牌大学和著名教授（而且是那些贪腐官员首选目标）。在这个问题上有的大学在解释某些官员博士学位时有点是非不明。社会大众看的很清楚，尽管这些官员的学位帽子手续齐备，属于真学位（指程序没有问题），但质量低劣，典型的伪劣产品。如果作为有尊严的大学和教授，你可以公开在职博士学位官员在整个学习期间的课程学习与毕业论文资料，并坦然接受公众质询。例如这些官员上课和完成作业情况，考试成绩和研究生期间的学术表现等。

在大学担任官员的研究生导师多为那些有点权利的“双肩挑”教授。因为他们同病相连，相互理解，有的教授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头衔就是“伪劣”产品，没有真才实学。这样的教授导师与那些“求博心切”的官员们“沆瀣一气”，他们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教授们知道这些官员需要戴上这顶“博士”帽子，沿着官阶拾级而上，达到权利的顶峰，为积累更多的“共同财富”奠定基础。

毋容置疑，对于那些真正想为民办事的好官员而言，如果能在工作之余抽出时间，学习一些专门科学管理知识，提高分管领域工作的管理水平，研究生学习也是一个不错选择，但大可不必一定要与研究生学位挂钩，尤其是需要花费大力气的博士学位。然而，由于现行体制中研究生学位在官员晋升中的筹码，导致一些官员“为了升迁攻学位”，他们已经不满足国内普通大学的研究生文凭，而是需要哪些名牌大学，甚至于国外野鸡大学的学位。这样的研究生教育亵渎了大学精神。对比欧美那些挺直腰杆，将大学尊严看得“比天大”的大学管理者和教授们拒绝世界名流“博士帽子”请求，我们可真汗颜啊！

大学和教授的尊严并非“与生俱来”和“上天赐予”，而是他们长期修炼的结果，是优良学风的历史积淀。一个人的尊严与他的地位、权利与财富没有关系。一个家境贫寒的农民工捡到10万元钱，毫不犹豫交还失主时说的一句很有尊严的话：“我要穷得干净”。但愿我们的大学和教授们除了“技艺高超”外，个个“铁骨铮铮”，“有风骨”，那样我们的大学依然会是社会大众向往的求学殿堂，“叫兽”就会回归“教授”。

北京地质学院高元贵院长（右1）与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杨遵义教授

（右2）和矿床学家袁见齐教授（左1）在校内“闲庭信步”留影

       2014年3月21日初稿，4月20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