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两会上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大学去行政化”又被一些代表和委员在分组会上程序化发言时“高谈阔论”。我猜想可能一些人和我的感受一样，对这个话题有点麻木了，没有什么兴趣。因为，正如一个代表（委员）说的，国家大环境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就大学本身谈论这个问题不会有什么意义（大意）。所以，我想从另外一个侧面再来议议这个老话题。

我们这些上世纪40后以上年纪上过大学的人比较清楚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乃至1949年前我国大学并没有对整个大学行政级别的区分和称谓。当然，那时有一个特殊情况，用毛主席的话说：外行领导内行，历来如此（大意）。所以，大学里面各级党政干部主要以“老革命”为主，每个人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国家级、副国家级、省部军级、地师级、县团级、科级、最小是股级（主要是县里面最小干部），其中大学行政干部主要到科级。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家制定的高教60条明确规定大学管理体制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而系一级是系主任负责制。学校本身没有听说什么部级和副部级大学的说法。如果要按照当时大学党政一把手行政级别论的话，比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这两个名牌大学书记（校长）级别高的大学还有多所。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好像可以算是副国家级。我们北京地质学院第一任院长刘型先生（井冈山时期老干部）可能是6级左右，继任院长高元贵先生是行政8级，算是副部级（据说那时副部行政级别最低到9级）。但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学校是副部级大学。蒋南翔先生当时是高教部长，兼任清华大学校长，也没有听说清华大学是正部级大学。

我想我们也许可以查询到国家什么时候开始实行副部级大学，也可以查清楚副部级大学形成基本过程。然而，我这儿自然并不是真正想要知道究竟谁提出要将一些大学“升格”为“副部级”。因为，在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少数干部总是以“中国特色”为由拒绝一些普世价值观念时，这样的决策就很有些人为因素，不值得深究。然而，这种举措究竟对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有何等重大意义？自然不得而知。我也听说这些“副部级”大学一般情况下只有书记和校长两人享受“副部级”待遇，其他副校级领导多数仍然享受副厅级待遇（由合并学校原来的一把手自然享受正厅级待遇），和普通大学的副校级们没有什么差别。

我们需要责问为什么要这样？难道“副部级”大学仅仅是这些学校党政两位一把手领导享受一点“改革红利”吗？她只是“大学行政化”特色体现吗？其实也不尽然，我们如果稍加分析一下，“副部级大学”的负面影响远非如此。最大影响莫过于导致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及给社会造成不公正（为此许多企业招聘员工时公然对应聘者毕业学校对应分成若干等级）。这次两会上有人说：一个大学花6000万购买的设备竟然5年没有开箱就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事例。估计能有“这样作为”的大学很有可能是一个“副部级”大学（只是猜测而已）。因为，像我们这样老牌“211”大学也不可能有这等怪事。难道这个事例还不够典型吗？6000万对于一个普通大学可能需要若干年的努力才有可能争取到这样巨额的设备经费。这个事例足矣说明“副部级大学”严重导致高等教育资源“贫富不均”，它削弱了一些普通大学特色专业办学实力。我们上大学时知道一些省属大学中还是有一些特色（优势）专业学科。例如江西工学院（现在南昌大学的一部分）的“食品专业”，武汉钢铁学院（现在的武汉科技大学）的耐火材料专业等在行业内已经具有良好声誉。

多年前我应邀参加一所省属重点大学引进人才评审，饭桌上该校一位副校长对我说起他们办学经费与国家重点大学之间的差距。他说国家拨款的生均培养经费，他们这样的省属重点大学大约只有我们普通重点大学（即211）的一半，和那些“副部级”大学之间的差距就更大，更不要说在培养费之外以各种名目列支的耗费大量国家财政经费项目。“巧妇难为无米之吹”，我们普通大学与“副部级”大学之间国家资源的巨大差距当然是人为所致。因此，我们一些“副部级”大学出了一点成果（包括人才与科技两方面）大可不必自吹自擂。他们应当清楚，取得这点成果是建立在全国多少“普通大学”师生们“节衣缩食”供出来的。我们这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211大学老师，能够深深体会资源分配严重不公给我国大量普通高校发展带来的困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副部级大学”表面上看是“大学行政化管理”问题，实质上体现在我国高等教育不公平不公正大问题，这才是我们教育主管部门值得深思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不说白不说，尽管说了也白说！

2014年3月11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