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社会公众对我国教育的批评，其严厉程度和广泛性显示了国人对教育现状的不满心情及强烈要求改革的诉求，应当引起政府主管的高度重视。这些批评几乎涉及整个教育，包括从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到高等教育。现在我国社会开放程度相对于几十年前的封闭状态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大家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对国外发达国家的教育体制、机制和状况进行深入调研和分析。这些批评显现出国民对国家教育发展的急切心情，为此，写篇博文讨论一下似乎也有必要。

看到一位博友在我的博文：“我国基础研究之困？”的评述中说：“我的调查和博主结论不同,我调查了国外中小学大学的教材,普遍数理化等基础学科比我国简单,工程技术比我国的深”。我建议他看我另外一篇博文：“华人中牛人的成就让我深思”。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或死结）是：我们的基础教育知识学的多而复杂和“高深”。然而在国内完成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并在国内继续从事研究的人，若干年后和他们在国外经历研究生教育，并从事研究同学的科学和技术成果相比却差之很远。我们经常羡慕有的小国大师频出，我们的大师难产。这究竟是为什么？这就是著名“钱学森之问？”。这就是为什么多位华人学者可以在国外不断拿诺贝尔奖，而在国内至今无人问鼎。这正是这篇博文选题由来。我的观点是：因为在我们整个教育中存在许多“死结”。这些“死结”主要有两类：教育体制中的“死结”与国人对教育本质理解的“死结”。我尝试以自己亲身经历来诠释这些“死结”。尽管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大有提高，而且社会进步，咨询发达，但是就教育领域，尤其是小学和中学教育在培养理念上却没有多少进步，而是倒退。容我慢慢道来，并肯请教育专家们积极参与讨论。

首先我们来讨论教育体制方面的“死结”。我小时候经历的小学阶段（1953-1959）是最自由的学习阶段。我至今清楚记得那时每周除了知识课程外，还有很多有意义的活动，例如爬山活动，到附近学校参观和交流，尤其是1958年我们还居然参加“大炼钢铁劳动”（挑铁矿石，当然这个做法也不一定对，可能有虐待儿童之嫌）和到农村参加割稻子等活动。这些活动虽然占用了部分课堂学习时间，但丝毫没有影响我们小升初考试。我的初中期间尽管经历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1960-1962），但是我们的学习、劳动和文艺活动一样都不少。我至今还记得我们班曾经排练话剧“刘三姐”，我那时长得胖些，扮演罗秀才。在我的记忆里上级主管部门并没有对学校和老师下达升学指标，我们也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知识竞赛。我至今还保持和初中班主任的联系，我们都很留念那时的学习生活。高考也没听说有加分之说，我记得即使在高三我依然每到周末还要回家帮助父母干自留地活，丝毫没有那种高考临近“全家总动员”和“如临大敌”的感觉。

现在我们整个教育从管理体制来看，尽管教育主管部门领导口头上说要加强素质教育，而实际上素质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我们现行教育体制的本质依旧停留在应试教育模式，教育的主要形式是知识传授（指教师）和接受（学生）。我经常告诫大学生：你们如果不能够摆脱中学阶段被动应试教育传统习俗，尽快进入和适应大学期间“自主学习”状态，那么你们就是将大学本科教育当成“高4~高7”学习。他们最好的结局无非是成为一个书本学习成绩优秀的书呆子。此外，我们政府主管部门对于很多学校的“封闭式”管理采取漠视态度。这种“封闭式管理”对于中小学教育机构出于安全考虑尚有一定合理性。然而，我正在读高中的侄子每周只安排周日下午几个小时回家和父母见面，这种高度封闭管理让孩子们从小脱离社会的做法也太离谱。对于大学的封闭式管理就无法理解了，有的名牌大学甚至限制外来人员进入。我们很多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包括一些教育专家习惯将大学排除在社会之外。我们经常听到“大学生毕业走向社会”这样的表述，说明在我们很多人眼里大学似乎是一个游离于社会之外的特殊群体。其实绝大多数大学生已经成年，他/她们是具有民事刑事能力的独立人，不应该享受任何特殊的“关照”。国家主管部门人为将国家公立大学分成若干等级：2所，9所，副部级，985级；211级：又分为有985优势学科平台的211和普通211大学等。大学行政化衙门化管理色彩严重违背高等教育规律，大学机构中多数部门叫“xx管理处”，而国外大学许多称为“xx服务中心”。在中小学阶段，我们行政管理部门也是人为分成若干等级的“重点”，如县级、市级和省级重点。用行政手段让公共财政资源分配不均衡，让富有学校更富，穷困学校更穷。这些都属于教育体制方面的“死结”。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们只能寄希望政府主管部门下决心解开这些“死结”，让我们的教育从体制方面理顺关系，回归理性。我们不是经常看到我国教育主管部门组织大学领导到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名牌大学去学习，学习什么呢？我想应该学习如何解开这些“死结”。

再来讨论我国公众对教育理念方面的“死结”。 这方面的“死结”与我们的渊源历史有关。“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赤裸裸地暴露了自古以来我们国民读书的功利目的。国庆节期间回老家看望老母亲，特地去拜访了我们邻村一位历史名人“拔贡生”旧居，与他的后人了解一点这位“拔贡生”当时的情况。“拔贡生”是经过省学政从生员中考选，保送入京，作为拔贡，经过朝考合格，可以充任京官、知县等职位。这位“拔贡生”最后做了两湖督查（相当于现在的两省检察长）。我们农村孩子要离开黑土地的唯一途径是读书。现今全国上下孩子们从幼儿开始，几代人精心呵护。小学、中学和大学全民陪读之风甚行。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开始直到大学成人，人为设置他们与社会隔离的成长环境，这样的教育环境何以能培养具有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接班人”。

还有人们对对素质教育的严重误解和曲解，也是对教育认识方面的“死结”。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正常教育被大量“素质”教育内容侵占，体育、音乐和美术这些属于正常教学计划内的课程，其内容被课后无限加码。我们有的家长们让孩子们从小向往明星，灌输一些不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理念，对孩子们健康成长极为不利。据说爱尔兰的小孩5岁上小学，但前2年不学具体知识，而是专门针对小孩之间学习交往，这在我们这儿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家长让孩子们像竞技体育选手选拔那样参与各类功利目的竞赛。这些竞赛不仅从精神层面污染了孩子纯洁的心灵，而且也破坏了正常教学秩序。例如有些大学生乐于参加各种比赛而导致正常学习挂科不断，影响学业，这种比赛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与综合素质有何相干呢？

    总之，我国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死结”既需要政府的努力，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孩子不仅是祖国的未来，他们健康成长更关乎每个家庭的稳定和幸福，这是和谐社会的基础。

2012年11月2日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