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从媒体上经常看到一些大学校长的种种“精彩表现”。有的唱唱卡拉ok，更多的是利用开学和毕业典礼的机会给学生说点饱含深情的话，似乎每年在这两个场合才想起和学生亲近一下。有的校长表达一些似是而非观点，如给“学术自由”附加某种让人匪夷所思的条件，声称我国教育总体是成功的，什么“论语”和“英语”都重要等。还有就是刚刚火了的中南大学的“讲师6年不上课，专心做研究；只要有项目就可以带研究生”的举措让人琢磨不透。迄今为止，只有湖南大学校长上任伊始，做出了“挺实在”的举措，声称在任内不带研究生，不做具体科研项目，全心全意做管理。这种表态至少向世人昭告，他要下决心服务于学校，服务于学生。不管最后结果如何（况且学校的管理也不完全取决于校长），这种态度就足以让我们刮目相看。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校长，许多学人发表了很多高见，尤其是一些在欧美留学和工作的华人，大力推介西方大学的现代管理理念。然而对此我则不敢苟同，这倒不是说西方大学办学理念不好，而是在我国当下现代高等教育大可不必动彻学西方，学欧美。因为，一则我们的体制和文化背景与之差异太大，勉强学来（尤其照搬）一定“水土不服”。二则在我们国家自有现代意义的大学以来（百年左右），产生了多个足以让西方大学学习的校长楷模。他们的大学管理思想和理念丝毫不逊色于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名校校长。这些校长楷模管理大学的精髓和理念：即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民主管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校长的办学思想如出一辙，而且培养出一些后来闻名世界的大学本科生。这些校长楷模提出过许多至理名言，且传诵至今。众所周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被誉为中国大学校长楷模之一，他的“所谓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私立大学校长张伯苓的“教育一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造就完全人格，德智体不可偏废”；极有风骨的马寅初校长概括的“北大精神”：人格独立、思想自由、崇尚真理、求真务实。难道这些校长楷模的高等教育理念与先进的西方大学相比落后吗？实际上我们这些校长楷模多数也是从欧美名校留学归来，他们的治学理念用时髦话说“西学中用，与国际接轨”。而我们现今的一些大学校长也曾留学欧美名校，但在治校方面一代并不比一代强啊。

谈到我国高等教育的诸多问题，我们（包括我自己）总是归于体制的乏力。然而认真和理性的思考一下，这种认识也不完全合理。难道上述那些校长楷模们的治学理念与现行体制冲突吗？在那儿冲突呢？依我看要说冲突，首先是和现在浮躁的社会，功利的社会冲突。在现行体制框架内，我们的大学校长们理当以前辈校长楷模为榜样，以自己大学为基地，践行前辈校长行之有效的高等教育思想和理念。实际上，据我长期在高校当老师的体会，除了文化大革命，从上世纪的“高教60条”，到当下国家教育部门赋予了高校很多办学自主权。尽管目前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的是“教授治学”（教授只管教学和科研），但并不妨碍具体大学管理者们实施“教授治校”，让教授们参与学校的决策管理，媒体报道有的大学不是在尝试吗？我看我国两所名校的生物学院就是教授治院。  

我们可以梳理一下，在实施现代大学三大任务（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时，我们的大学校长只要他想做，只要他少受一些社会浮躁的影响，是可以有所作为。作为一个理性的大学校长，虚心向前辈校长楷模学习，从你自己的大学开始，创建一个健康积极向上的大学环境，从有利于培养有独立思想和人格学生的若干具体事情做起。例如建立校内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建立公正、公平和自由竞争机制；建立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的机制，例如规范教师与学生交流机制和措施。让教师深刻理解他们服务于学生的工作绝不仅限于课堂教学，而必须充分重视课堂外对学生进行指导和服务。哈佛大学校长说：大学生在本科期间的课堂外收获应该大于课堂内，我想是有道理的。

这篇博文涉及一个重大的高等教育问题，限于篇幅和我的学识水平有限，不对之处，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