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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地名南迁与、徐士族南渡(二)

已有 1119 次阅读 2021-9-22 15:48 |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东莞地名南迁与青、徐士族南渡(二)

                                   —————东晋南朝时侨居江左的东莞郡和东莞县

                   李沣

    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凸显了权力的残暴和丑恶。公元290年晋武帝死后,杨皇后伙同杨骏修改遗嘱篡夺皇权;次年贾皇后杀死杨骏逼死杨皇后,灭杨氏数千族人;公元300年,赵王司马伦杀贾皇后;公元301年,齐王司马囧、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顒起兵杀死司马伦;公元302年,司马顒与司马㐅攻杀司马囧;公元303年,司马顒与司马颖又攻杀司马㐅;公元304年,司马越杀司马㐅;公元305年,司马越又起兵反司马顒;公元306年,司马越杀死司马颖,毒死晋惠帝,立晋怀帝。八王之乱是一辐群兽狂斗图,司马氏集团的全部残忍性腐朽性集中表现在这个狂斗中,由此引起三百年的战乱和分裂。西晋的灭亡和五胡十六国混乱政治局面的形成,犹如祖逖对司马睿所言: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争权,自相鱼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资治通鉴》卷八十八)

一、西晋末年和南北朝时的第二次北人南迁高潮

在司马氏的混战中,各王为赢得优势,纷纷利用和引导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中原。成都王司马颖引匈奴刘渊为外援,于是匈奴贵族遂借赴国难之美名,长驱入邺;东瀛公司马腾引乌桓羯朱袭司马颖,于是乌桓遂长驱入塞;幽州剌史王浚召辽西鲜卑攻邺,鲜卑大掠妇女沉于易水者八千人。从此大河南北,变成为匈奴、鲜卑贵族统治的世界,由八王之乱引起了中原更大的胡汉移民狂潮。

八王之乱的直接的政治后果,就是西晋政权的灭亡和五胡十六国导致北方的分裂、割据、战争、杀戳,从而经济的破产,社会慌乱,人民大量死亡或流离失所,活着的人纷纷往东、往南逃离,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浪潮。

《晋书王导传》载:洛京倾复,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就是说十分之六七的北方豪族、士族男女都逃到江南去了。

《晋书地理志》载:永嘉之乱……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一淮北流人,相率过江淮。” “及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

《晋书郗鉴传》载:鲁人郗鉴初率乡里千余家,避难于鲁之峄山,三年间,众至数万。,后又率众屯广陵(今江苏扬州)。

东晋早期的几十年中,北人南渡是个接连不断的过程。王仲犖先生将这个过程划分为七个时期即:

1、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司马睿移镇江东,北方流民相率过江,这是第一个时期。

2、大兴四年(公元321年),祖逖病死,郗鉴自邹山退屯合肥,祖约自谯城退屯寿春,其后遂尽失黄河以南、淮水以北地区,流民渡江者转达多,这是第二个时期。

3、永和五年(公元349年),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或至汉中,这是第三个时期。

4、太元八年(公元383年),淝水大捷,苻坚败亡,黄河流域再度分裂,中原流民相率过江,这是第四个时期。

5、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刘裕死后,又失河南,流民南渡者转多,这是第五个时期。

6、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北魏南侵至瓜州,流民南渡江淮,这是第六个时期。

7、宋泰始二年(公元466年)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流民南渡江淮,这是第七个时期。

按照此说,北方的战乱,黄河流域的士家豪族和自由民的大规模、集体南迁,前后延续了160多年,是几代人前后相继的行动。学者统计,西晋末和南朝时,南迁北人大约有90多万,占了整个北方人口的八分之一。

北人南迁地,主要是长江流域,即当时的益、荆、扬三州。而扬州地区,即东晋的政治中心,聚集的南迁汉人最多,大约有26万。而这26万北人主要是山东人和与之相邻的苏北人。这26万山东、苏北人主要迁居在长江南岸的建邺(南京)、京口(镇江)、晋陵(常州)及长江北岸的广陵(扬州)等地。

二、侨寓江左的东莞郡、县

晋元帝司马睿要在江南建邺做皇帝,也就是要把晋的政治、军事中心由洛阳移到建邺,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支持和保驾护航。现成的、与他关系极为密切就是琅琊王氏。

元帝司马睿与琅琊、与琅琊王氏的关系,历史久远、错综复杂。元帝司马睿,是琅琊王司马伷的孙子,司马睿与其父司马覲均袭封琅琊王。司马睿与琅琊人王导关系密切,王导经常劝司马睿回到琅琊封地去。当司马睿以安东将军出镇下邳时,就请王导为安东司马,做为自己最高最亲近的谋士。

元帝渡江,就是听从了王导的建议,即永嘉初,用王导计,始镇建邺。

元帝渡江时,跟随大量琅琊国人,晋乱,琅琊国人随元帝过江千余户。

元帝过江后,身边参赞机务的也多为琅琊国人,如琅琊王氏、颜氏、诸葛氏、刘氏等,《晋书诸葛恢传》载:时王氏为将军,而恢兄弟及颜含并居显要。刘超以忠谨掌书命,时人以帝善任一国之才。是说元帝过江后特别重用一国,即琅琊国的人才。因此,跟随元帝渡江的琅琊人可用万计。为使这些以氏族、家族为纽带,世家与宾客、部曲结为一体的庞大人群扎根江南,在江南能安居乐业,元帝于太兴三年(公元320年),侨立怀德县于建康,以安置这些琅琊侨民。成帝司马衍又于咸康元年(公元335年),在江乘县(今江苏句容县北60里)境内侨立琅琊郡。为区别原山东琅琊郡,江乘琅琊郡称为南琅琊郡。北方的琅琊郡有临沂县,(琅琊王氏就是临沂人),于是在南琅琊郡的江乘界内也设立了临沂县。这样琅琊、临沂这些北方的地名,就随着琅琊人的渡江南迁,也落地江南了。

根据谭其襄先生的统计,南迁汉人有90多万,这90多万北人主要徙居在长江流域,这是东晋政权的政治、军事靠山。为了保证这90多万北人的生活、生计及对东晋皇权政治、军事上的长期有效地拥戴和支持,必须用优惠的政策安抚和维系这庞大的人群。为此东晋政权实行了王导提出的侨寄法

所谓侨寄,就是把迁到长江流域的北方人,按照在北方时的州、郡、县名,重新命名新地,如《宋书州郡志》所载:自夷狄乱华,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非旧土也。就是说在江南又设立了北方的这些州,但这些州并不在原来的地方,非旧土也。南迁北人是以家族、氏族、村落、乡党、闾里甚至于县邑的群体性迁移,是老少祖孙亲属的整体性迁移。北方人的宗族、地域观念很强,实行侨州、郡、县制,把这些北方人安置到江南,就保持了原来族群、乡里的稳定性,使他从观念、习俗等方面,真正把新居当成自己的家。

《侨寄法》的另一功能就是设立官位,安置南迁士人。南迁后王导劝元帝选取北方名士百余人做属官。用官位来安抚南迁士家豪族。大量设置侨州郡县,也等于大量设置官位。北朝颜之推在《观我生赋》自注中说,中原士族随晋元帝渡江的有百家,因此江东有《百家谱》,东晋政权要依靠这百家,就必须给这百家官职和特权。司马睿登基后实行大赦,文武百官一律升级二等,凡上书劝进的官员再升级一等,凡签名劝进的平民,也擢升为,这就必须设置大量官位来安置这成千上万的大大小小的官吏,这也是大量设置侨州郡县的必然性。

关于侨州、郡、县的设立,《晋书地理志》载:是时,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率过江淮,帝(元帝)并侨立郡县以司牧之。割吴郡之海虞(《读史方舆纪要》载:今常熟县即古海虞城。)北境,立郯、朐、利城、祝其、原丘、西隰、襄贲七县,寄居曲阿。以江乘置南东海、南琅琊、南东平、南兰陵等郡。分武进立临淮、淮陵、南彭城等郡,属南徐州。

这段记载说明,元帝时,割海虞北境立了郯、朐等七县;在江乘立了南东海、南琅琊等四郡;在武进立了临淮等三郡。上述各郡、县都属南徐州。

《晋书地理志》还载:明帝又立南沛、南清河、南下邳、南东莞、南平昌等郡以属徐、兖二州。说明明帝时,又在江南侨立南东莞等十一郡,属徐、兖二州。但南东莞的位置、属县、郡治等,《晋书》无载。《宋书州郡志》载:南东莞太守,领县三:莒、东莞、姑幕。户1424,口9854。南东莞郡,虽辖三县,但人口并不多,三县只有1424户,9854人。但无论如何,南东莞郡是由南迁的原山东的莒县、东莞县和姑幕县三县的侨民组成的。这1424户,都是三县的那些家族、氏族构成的,史书虽无记载,但可根据文献中那些东莞代表人物的事迹,粗线条地复原出南迁东莞人的发展脉络。

(一)、徐邈、臧琨家族

《晋书徐邈传》载:徐邈,东莞姑幕人也。祖澄之为州治中属,永嘉之乱,遂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徐邈家族应是侨寓南东莞郡的北人主体。根据《宋书》记载,南东莞郡总户数为1424户,徐邈,可以说是位流民的统帅,由他引领到江左的就有千余户。因此徐邈在南东莞郡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徐邈,少好学,尤善经传,与乡人臧寿(此臧寿与臧琨应为一人)齐名。因此,建元中(康帝司马岳时)为太子前卫率,领本郡大中正,授太子经。

徐广,徐邈弟。《晋书徐广传》载:徐广,字野民,东莞姑幕人,侍中邈之弟也。家世好学,至广尤为精纯,百家术事,无不研览,著成国史,迁骁骑将军,领徐州大中正,散骑常史,领著作尚书。《宋书徐广传》载:永初元年(421年)诏曰:秘书监徐广,学优行谨,历位恭肃,可中散大夫。广上表曰:臣年时衰耄……臣坟墓在晋陵,臣又生长京口,恋旧怀远,每感暮心。’”徐广生长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墓地在晋陵,晋陵应是这个家族的居地。晋陵,原毗陵,今江苏常州市。因此,徐氏家族的居地在今江苏常州。

徐豁 东莞姑幕人,父徐邈,兄徐广。晋安帝隆安末,为太学博士。桓玄辅政,为中外督都。永初初,为徐羡之镇军司马,尚书左丞,山阴令。元嘉五年,以为持节,督广交二州军事,广州剌史。

臧焘,东莞莒人,武敬皇后兄,宋武帝刘裕的妻舅。《宋书臧焘传》载:少好学,善三礼,操行为乡里所称。晋孝武帝太元中,卫将军谢安始立国学,徐、兖二州剌史谢玄(谢安侄)举焘为(国学)助教。晋孝武帝太元中,臧焘被谢玄举为国学助教。谢玄出兖州剌史时在江北的广陵(今扬州)太元四年(公元379年)加领徐州剌史,身兼兖、徐两州剌史,北府兵的首领,就把广陵和京口(今江苏镇江)连为一体。同此推断,初任国学助教的臧焘,是在江左,不是在山东的东莞。《宋书臧焘传》还有如下文字:因母家贫,臧焘和其弟臧喜,弃临沂令之官位,回家躬耕自业十余载,父母丧亡,居丧六年。可见臧焘曾任南琅琊临沂县令。宋高祖刘裕镇京口时,与焘书曰:顷学尚废弛,后进颓业……,想复弘之。于是臧焘参高祖中军军事,入补尚书度支郎,改掌祠部。说明臧焘是刘宋朝中的重臣。《宋书臧焘传》还言:时太庙鸱尾灾,(臧)焘谓著作郎徐广曰:,说明臧焘与徐广同为刘宋朝中的大臣,是同僚。

臧熹,臧焘弟,好经籍,习骑射。行参高祖镇军事,员外散骑侍郎,领东海太守。

臧质,臧喜之子,是个出类拔萃的文武之材。《宋书臧质传》载:质年三十,屡居名郡,涉猎史籍,尺牍便敏,既有气干,好言兵权。太祖谓可大任,欲以为益州事,未行,徵为使持节、都督徐兖二州诸军事、宁远将军、徐兖二州剌史。

(二)、刘穆之家族

刘穆之,东莞莒人,汉齐悼惠王肥后也。世居京口,少好《书》、《传》,博览多通,与宋高祖刘裕患难之交,是高祖的左膀右臂,如高祖所曰:前将军臣穆之,爰自布衣,协作义始,内端谋猷,外勤庶政,密勿军国,心力俱尽……,岂臣以寡乏,负荷国重,实赖穆之匡翼之益。刘穆之晚年为左仆射、领监军、中军二府军司,入居东府,总摄内外。元兴十三年(公元417年)刘穆之卒。刘裕称帝后,追封刘穆之为南康郡公,并叹曰:穆之不死,当助我治天下。

刘穆之三子,长子刘虑之,仕至员外散骑常侍;中子刘式之,通易好士,累迁相国中兵参军,太子中舍人,黄门侍郎,宁朔将军,宣城淮南二郡太守;少子刘贞之,中书黄门侍郎,太子右卫率,宁朔将军,江夏内史。

刘秀之,东莞莒人,司徒刘穆之从兄子也。世居京口。祖刘爽,尚书都官郎,山阴令。父,刘仲道,高祖克京城,补建武参军,与孟昶(丹阳尹)留守,事定,以为余姚令。刘秀之天生聪慧,徐广外甥、尚书祠部郎、南台治书侍御史何承天以女妻之。景平初,为无锡、阳羡、乌程令;元嘉十六年迁建康令,除尚书中兵郎;元嘉二十五年,除督梁南北秦三州诸军事、宁远将军、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剌史。刘秀之善于为政,躬自节俭,政甚有声。卒后,上甚痛惜,诏曰:秀之识局明远,才应通畅,诚著蕃朝,绩宣累嶽。可赠侍中、司空、持节、都督、剌史、校尉如故,并赠封邑为千户。谥为忠成公。可见刘秀之在刘宋朝迁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刘钦之,刘秀之兄,为朱龄石右军参军,出为无锡、阳羡、乌程令。

刘粹之,刘秀之弟,晋陵太守。刘粹之既然为晋陵郡的太守,刘粹之家居应在晋陵(今常州),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南东莞在今常州地域。

《刘岱墓志铭》中的刘氏族人

1969年,在江苏省句容县袁巷公社小龙口出土《刘岱墓志铭》,铭文摘要如下:

齐故监余杭县刘府君,高祖(刘)抚,字士安,鼓城内史;曾祖(刘)爽,字子明,山阴令;祖(刘)仲道,余姚令;父(刘)粹之,字季和,大中大夫;南徐州东莞郡莒县都乡长贵里刘岱,字子乔,山阴令淬太守事,左迁尚书札白衣,监余杭县。

铭文清楚记载,刘岱(刘府君)是南徐州东莞郡莒县都乡长贵里人;刘岱的父亲是刘粹之,大中大夫;刘岱的祖父是刘仲道,余姚令;刘岱的曾祖父是刘爽,山阴令。墓志铭中的这些记载,与《宋书刘秀之传》中的如下记载:刘秀之,东莞莒人,祖(刘)爽,山阴令;父(刘)仲道,余姚令;弟(刘)粹之,晋陵太守,完全相合。刘岱是刘秀之弟刘粹之的儿子,刘秀之的侄子。既然刘岱是南徐州东莞郡莒县都乡长贵里人,刘秀之及从叔刘穆之等刘氏家族,其南迁后的居地也是南徐州东莞郡莒县。

(三)、东莞郡县的具体方位

臧焘家族、刘穆之家族,都是南徐州东莞郡莒县人,徐邈家族是南徐州东莞郡姑幕人,南徐州的东莞郡及所属莒县、姑幕县的具体方位在何处?

宋《九域志》载:东晋侨置南东莞郡于晋陵南境,侨置莒县为治,又侨置姑幕等县属焉,此其旧址也。今有大姑、小姑二城,《祥符图经》晋陵县西有传落城,或曰即姑幕城,音讹也。

南宋《毗陵志》载:晋陵境内尚有南兰陵、南东莞等到侨郡,及莒、东莞 、姑幕等县。

《武进县志》载:“323年,在晋陵境内侨置南东莞郡和莒、东莞、姑幕三县。

粗略地说,南东莞郡就在晋陵南境,大致在武进县境,即今常州南境。

但《宋书》刘穆之、刘秀之传均载,他们是东莞莒人,世居京口。为什么不说世居晋陵,而说世居京口

世居京口的第一含义,是刘穆之、刘秀之的父、祖、曾祖等先辈已久居京口,刘穆之这一辈,不是第一代南渡的徐州移民;世居京口的第二个含义,即京口是个宽泛的概念,泛指一个大区域。

通过《刘岱墓志铭》类推,刘穆之、刘粹之的曾祖刘抚,是晋代人物,彭城令,应是东莞南迁的第一代移民;二刘的祖父刘爽,东晋尚书都官郎、山阴令,是东莞南迁的第二代移民;二刘的父亲刘仲道,晋余姚令,已经是东莞南迁的第三代移民了。刘氏家族世代为官,刘抚、刘爽、刘仲道,都是东晋政权下辖的南徐州的官吏,有的还是北府兵的将领,而京口是徐、兖、幽、冀等各侨州的治所,又是北府兵的大本营。用军事术语说,京口是个大军区、大防区,下辖长江下游北岸的若干军事要地,《晋书蔡谟传》载:是时,谟所统七千余人,所戌东至土山,西至江乘,镇守八所,城垒凡十一处,烽火楼望三十余处。因此京口防区,含晋陵地域。在这个大区域内,有大量的侨寓郡县。田余庆先生也有相说法,他说:京口、晋陵地区自然条件虽然不好,但多空荒无主之地,可以容纳相当数量的流民,从而又可以从流民中简拔士卒以为北府之用。郗鉴率部过江后能够长期在京口立足,而且始终拥有实力,背景就是如此。9

再就是历史上京口和晋陵有个互为隶属关系的阶段。京口,古丹阳,秦汉称丹徒、京城、京口,。因此,京口、丹徒实为一地,在今镇江。但《宋书地理志》载:丹徒,本属晋陵,秦改曰丹徒。孙权嘉禾三年,改曰武进。晋武帝太康三年,

复曰丹徒。按此说,丹徒就是武进,而丹徒是京口,因此京口也就是武进。

《宋书地理志》还载:晋武帝太康二年,立毗陵郡,治丹徒,后复还毗陵。永嘉五年,元帝改为晋陵。始自毗陵徙治丹徒。太兴初,郡及丹徒县悉治京口。这里也说,毗陵(晋陵)治丹徒,而毗陵(晋陵)郡及丹徒县悉治京口。

按照上述记载,京口就是丹徒,而丹徒就是武进。由于推论,世居京口世居武进(今常州)在当时侨寓地重叠、杂乱和朝令夕改的特殊情况下,具有相同的含义。

徐氏、刘氏家族的准确居地在那里?徐广说臣坟墓在晋陵,臣又生长京口,这应该是个最有说服力的注释,即徐、刘家族,就职、生活在京口,但家族居地在晋陵。

参考资料: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第377378页,人民出版社19459年版。

王仲犖:《魏晋南北朝史》(上)第219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王仲犖:《魏晋南北朝史》(上)第344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宋书州郡志》:自夷狄乱华,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

《宋书州郡志》:其后中原乱,胡寇屡南侵,淮南民多南渡。晋成帝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今江苏常州)诸县。中原乱,北州流民多南渡,晋成帝立南兖州,寄治京口(今江苏镇江)。

《宋书文帝纪》:元嘉二十八年冬,徙彭城(今徐州)流民于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淮西流民于姑熟(今安徽当涂,长江重要渡口,建康的门户)。合万许家。

谭其骧:《晋永嘉乱后之民族迁徙》,载《燕京学报》十五期。

9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第341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完稿于2013719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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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郑永军 尤明庆 张晓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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