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国和㠱国   

                    作者：李 沣、任怀国

纪国和㠱国都是姜姓国，都在今山东地，但这两个古国，是一国还是两国，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都无十分确切的记载，因此史家的分析判断多有分岐，其认知，似乎至今还没有完全统一。本文就这一问题作一些梳理和探讨。

一、关于纪国

《左传•隐公元年》八月，“纪人伐夷”；二年九月，“伯姬归于纪”；《左传•桓公六年》冬，“纪侯来朝”；《左传•桓公八年》冬，“遂逆王后于纪”;《春秋经•桓公十八年》冬十月，”齐师迁纪郱、纪鄑、纪郚。”

《左传》上述记载表明，春秋时的纪国曾伐夷，夷在城阳壮武县，今即墨地。伯姬是鲁国鲁惠公女，“伯姬归于纪”说明纪国与鲁国有婚姻关系。“逆王后于纪”说明纪国女为周桓王的王后，周王室与纪国通婚。“齐师迁纪郱、纪鄑、纪郚”，表明纪郱、纪鄑、纪郚都是纪邑，这三个纪邑分别在今临朐、昌邑、安丘，表明纪国版图很大，但后来都被齐国占领。

纪国之“纪”字，出于战国时，西周和春秋时有“己”无“纪”，因此文献中的纪国，实为己国。

青铜器有《貉子卣》、《貉子簋》，郭沫若说：“貉子即《己姜簋》之己侯貉子”，又说：“殆宗周初叶康、昭时器。”是说这些己侯貉子器均为周初康王、昭王时器。陈梦家也同意此说。⑴

青铜器《己侯钟》，出自寿光纪台古纪国地。证明古纪国在今寿光地。陈梦家先生曰：“此己侯当是谮齐哀公于周的纪侯”⑵，如此，该纪侯生活在周懿、夷王时代。

这些铜器与文献互证，可知今寿光地的纪国历史，从西周初期一直延续到春秋。而且纪侯与鲁国，与周王室都有婚姻关系。

1983年，贾效孔先生在今寿光益都侯城，发掘出殷商铜器64件，其中青铜鼎五件、爵五件、觚三件、卣两件、尊两件，这十七件铜器上均有“己竝”铭文。另外在一件刀和两件锛上，均有铭文“己”字。⑶这说明在殷商时期，古纪国就存在，就在今寿光地。殷商时期，“竝”就是纪国的一个邑，亦即后来的“纪郱”。

除此之外，殷商甲骨刻辞里也有己（纪）国族的事迹。如武丁时期的卜辞有：

①丙寅，二，自己入。（《合集》21857，第一期附）

②甲午卜，□贞：己中酒正，在十月二。（《合集》41322）

③王占曰：其亦卣雨。隹己。□。（《合集》14468）

④辛其雨，吉己。（王本兴《甲骨文拓片精选》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

⑤……疾隹己。（《合集》02505）》14357）

⑥己亥卜，己贞，子商妾娩，不其嘉。（《合集》14036）

⑦……己侯蓺……死。（《合集》40621）

⑨御于己，正。（《合集》15139）

“自己入”的“己”,是国名，是己国向商王进贡；“己中酒正”，丁山先生说：“酒正者，酒人之长也”⑷；“隹己”、“吉己”、“御于己”中的“己”，指己国、己地。卜辞③中有“王占曰”，说明商王亲自占卜其雨对己国的利敝。卜辞⑥表明“己”也是人名，而且位贞人。卜辞⑦很明确，己侯名蓺，死了。总之，这些卜辞说明，在武丁时期，己国族与商王关系就很密切，或向商王进贡，或在商朝任职（是商朝的贞人或酒正），而且商王还亲自占卜过问己国之事。这些卜辞与寿光益都侯城的殷商己、己竝器可互相印证，武丁时位于山东寿光的古己国就已存在，并且与商王有很紧密的关系。

二、关于㠱国

史上最早提及“㠱国”的是东汉经史学家卫宏。卫宏说：“㠱，古国名。与杞同。”宋时的《集韵》、《类篇》及薛尚功也沿用此说。

卫宏，东汉山东郯城人，先从师谢曼卿学《毛诗》，后随杜林学《古文尚书》。由于卫宏对殷周彝器铭文似乎缺乏关注，他提及的国名“㠱”，看来出自文献。但来自何文献，史无载。总之，从卫宏开始一直到清朝，如（清）许瀚、陈介祺等经史学家，都只知道也都认为“㠱”是个古国，与“杞”同。

㠱、杞一国说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1932年4月，董作宾发表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其中说到：“如杞侯在武丁时作杞，到帝辛时便作㠱，杞、㠱，古今字。”⑸也就是说㠱国即杞国，㠱、杞一为国，与卫宏说同。

但到了（清）方濬益《缀遗斋彝器考释》中，对此问题的考释发生了变化。方氏认为：杞为夏后姒姓国，㠱为姜姓国，两者不是一国，并对铜器《王妇匜》考释中说：“王妇㠱孟姜”中的“㠱”，即经传之‘纪’。”他把“㠱”和“杞”分开，而把“㠱”的“纪”连在一起，视为一国。《 缀遗斋彝器考释》一书，方氏写了很久，但一直到死也没有出版。方氏死后五年，也就是1935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石印本。

可能受《缀遗斋彝器考释》一书的启发，董作宾先生在1936年写的《五等爵在殷商》一文中，对铜器中的“㠱”的说法发生了变化，认为㠱侯之“㠱”，即经传中的纪国之“纪”。同样，杨树达先生在1949年八月写的《王妇匜跋》中详细引用了方濬益的论证后也说：“此㠱即经传之纪，方氏之说当矣。”⑹郭沫若在考证《㠱公壶》时也曰：“㠱亦是纪，同一纪国而作㠱若己者，亦犹句吴之作工㪭若攻吴。”⑺

与情况相似、观点相同的还有曾毅公、陈梦家等。台湾学者高鸿晋的观点也与此同，他说：“己于商周两代，己加其为声符，用‘㠱’，意与己不殊，亦用为纪国之纪。”⑻因此，在上个世纪初，古文字和经史学家，普遍认为甲、金文中的㠱国，亦即经传中的纪国。

1951年4月，山东黄县归城出土了8件东周“㠱器”，王献唐先生据此于1958年写成了《黄县㠱器》一文，申述了如下观点：

纪国历史，在经传史籍上从西周懿王开始，它的铜器也是从西周前期出现，当为商代旧国，周代重封。但是这一国名，经传史籍都作“纪”，金文作“己”，从来没有把“纪”写作“㠱”的证据，更没有把“己”写作“㠱”的证据。⑼

对㠱、纪两国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山东学者根据对文献的新理解和考古资料新发现，展开了热烈讨论，并对王献唐先生两国论的一些观点和立论依据进行了质疑或批判。

1984年，山东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恩田先生写了《纪、㠱、莱为一国说》，文中对王献唐先生㠱器“大体都是春秋期物……，没有一件为西周中期或初叶时器。”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指出传世《㠱仲作朋生壶》“从壶的形制、纹饰、铭文看，壶的年代应属于昭王时期，不会晚于穆王。可见㠱器中没有一件周早、中期时器的说法……都是不能成立的。”⑽与此相类的问题还有对黄县㠱器的断代问题，王献唐先生曰：“㠱国铜器情况，便不是这样，它有几件春秋时器，主要为黄县这一批。就盘、匜铭文书体看，已不是春秋前期，更谈不到最初的鲁隐公和桓公。既然在隐、桓以后，到第三代的庄公四年，纪便灭亡。如说㠱就是纪，难道灭亡以后，还能更改国号书体为“㠱”，再铸铜器吗？”⑾意思是说，黄县这批铜器，是春秋晚期器，而春秋晚期，也就是到了鲁庄公时，即公元前690年纪国就灭亡了，纪国灭亡了他怎么能再铸这些铜器？

对黄县八器，王先生认为分四次铸造，“但我认为这只是春秋时器，与西周无涉。”⑿但陈梦家先生在《西周铜器断代》一书中，把黄县㠱白组器定为周宣王时器。周宣王在位46年，取中的话是23年，即公元前805年。从公元前805年到公元前690年齐灭纪，中间有115年。因此王献唐先生关于黄县八器“与西周无涉”的论断不确，由此，“纪国灭亡了他怎么能再铸这些铜器？”的结论也不能成立。

对㠱、纪一国论还是两国论争论影响比较大的，是1969年烟台上夼村出土的两件铜器，即《㠱侯鼎》和《己华父鼎》。《㠱侯鼎》铭文为：“㠱侯易（赐）弟叟司戜，弟叟作宝鼎。”《己华父鼎》铭文为：“己华父乍宝鼎子子孙孙永用”。对此，李步青、王锡平先生说：“㠱、己同出一墓，当为一家，即墓葬主名叟，号华父。因之，知㠱与己通用，同为一国之称，亦即文献记载之纪国。”⒀

1983年李学勤先生在《试论山东新出青铜器的意义》一文中也说：上夼村出土《己华父鼎》和《㠱侯鼎》，“‘己’、‘ 㠱’互见，证明‘㠱’在周金文里是纪的又一写法，而不是另一姜姓国。”⒁高广仁、邵望平两先生在《（海岱）山东古代文明》一书中，也重申了这一说法，即：“而‘己’、‘ 㠱’并用、通用。上夼的这一发现有助于解决考古、史学界一个疑难问题，即卜辞、金文中的‘己’、‘ 㠱’和文献中的纪国是一国还是两国的问题。……烟台上夼的发现，才为重新肯定己、㠱一国之说提供了新证”⒂

王献唐先生的己（纪）、㠱两国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于考古资料的新发现，似乎已被多数先秦史研究者否定，但有的学者仍然坚持王说，所以这个问题并没有完解决。坚持“两国说”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杜在忠和逢振镐两先生。逢振镐先生在2006年出版的《山东古国与姓氏》⒃一书中，是把纪国和㠱国作为两个古国分别进行论述的，但书中对纪、㠱的关系支字未提。

杜在忠先生纪、㠱两国说的主要依据，还是王献唐先生的注音说。他说：

因为涉及古代的国别，主要是”己“与“㠱”这两个字的关系。己与㠱是一国，还是两国，有不同的见解由来已久。曾有不少前辈、专家认为己、㠱同属一个国家。尤其自20世纪50年代黄县㠱器出土已来，近几年在胶东的掖县、黄县等地也发现己器，甚至还有己、㠱两器在一墓中共存的现象，这岂不更证明了己、㠱一国的观点。笔者也曾一度认为这是有道理的。但是，由于寿光己器的新发现，再三思考，获得了新的启迪。笔者认为早年王献唐先生关于㠱非己的研究成果颇有可取之处，他的独到之处是从古代音韵的研究入手，从而阐述了㠱国非己国的新观点。认为己、㠱在古时东方的读音相同，殷代卜辞和金文中早有㠱，而其字为什么又在上面加一个己，这是因为‘古文字有一惯例：某一字音在某一时间或空间有了变化，新音和旧音交混，一些读旧音的要注明本读，每在字的一方，加注一个与旧音相同的字，使之一看知为何音，略等于近代的注音；但是新音的也可以如法标注与新音相同的字。㠱字从己，就是一个注音字，凡用这个字的人，一定读㠱如己，不读为今音若奇的其’。”⒄

杜在忠先生坚持己、㠱两国说的主要依据，还是王献唐先生的“注音说”，即由于时间、空间的变化，一个字新、旧音交混，为了注明它的本读，在这个字的一旁加一个与旧音相同的字，略等于近代的注音。因此，要正确认识己与㠱的关系，必须对王氏的“注音说”进行深入全面地剖析。

对商末甲骨卜辞“㠱”字，判断为在“其”字上加注音“己”，目前看来只是种推测，并没有找到可靠的科学的依据。赵诚先生曰：“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甲骨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学术研究中一个接近空白的地区。”⒅张之强先生曰：“夏商时代的语言真相由于文献不足，目前还很难说。所以讲上古音韵，只好断自周初。”⒆在这种大背景下，王氏“注音说”的可靠性很值得商榷，可作一家之言，但不是定论。

对王献唐先生的“注音说”最早提出质疑的是山东考古研究所的王永波先生。王永波先生曰：“按，王氏（王献唐）分纪、㠱为两国很是，然其谓‘㠱’读如己却无裨于史实。首先，甲骨卜辞的‘其侯’与‘㠱侯’、青铜器铭文中的‘亚其’与‘亚㠱’学界已公认为早晚传承关系。王氏谓其到安阳后要保持本音，才于其上加己，缘何早到安阳的‘亚其’反倒不标己音？其二，‘㠱’为东方古国，与己（即纪）国同时同地，在文字极不发达的上古时期，两国称谓共用一音岂不生出很多混乱？”⒇

王永波先生的质疑和驳论很有说服力。甲、金文显示，武丁时就有“其”、“亚其”、“其侯”。“其”在武丁时，就是地名、族名、人名。而学界普遍认为：“㠱”、“ 㠱族”、“ 㠱侯”的“㠱”字出现在帝乙、帝辛时。如王永波先生说的，为什么从武丁、祖庚、祖甲一直到武乙、文丁时，在这么长的时间段内，安阳的“其”、“亚其”族不在“其”上标“己”字，而到了帝乙、帝辛时才加“己”字？其二，在文字极不发达，读音极其混乱的古代，把纪国和㠱国的读音强行一致，即都读“己”音，岂不生更多混乱？

我想问题还不止于此，甲骨卜辞证明，在殷商时期，“己”是个重要国族，己是侯、是贞人又是酒正，商王多次亲为己国事占卜，也就是说己侯、己国族在殷商朝廷中具有重要政治地位，在殷商贞人、史官的档案中，都记录在案，把这样一个国族的族徽符号轻易加在另一个国族名上做为注音，这有违常识和礼制。

同样，“其”或“亚其”在商朝尤其武丁时期，是跟随妇好南征北战功勋卓著的国族。在武丁时期的卜辞中，也有大量记载，如：

①己未卜，贞翌庚申告亚其入于祊一牛。（《合集》05685，一期。）

②贞来，亚其，牢。（《合集》20371，一期附）

③丙寅卜，骨贞，其入。（《甲骨续存补编》5、79、2）

③贞多马，亚其有祸。（《合集》05710）

④戊午卜，方出其受侯又。……侯其……。（《合集》06719）

⑤庚申卜，侯其立朕史人。（《合集》01022）

⑥庚戌卜，□贞，今日亚其往来亡灾。（《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

亚其、其侯与商王关系如此密切，在殷商王朝中具有如此重的地位，在亚其或其侯的族名、人名上突然加一个“己“字，那么这个新出现的“㠱”，还是原来的“其国”吗？这个“㠱”跟“其”是什么关系？必然引起一系列疑问、追问。如同王永波先生说的，“岂不生更多混乱？”

问题还不止于此。在上古时期，“其”、“己”二字音同义通，王献唐先生在《山东古国考》中也引述了这一上古语言现象：“《诗•扬之水》篇‘彼其之子’，郑笺：‘其或作记，或作己，读声相似。’‘其’亦作‘己’，证之音读如‘己’，作记亦同。《羔裘》篇‘彼其之子’，春秋襄公二十七年《左氏传》、《晏子春秋•杂篇》及《韩诗外传》均引作‘彼己之子’。《侯人篇》‘彼其之子’《春秋》僖公二十四年传及《国语•晋语》引作‘彼己之子’，证据甚多。……无论今古文经传，作‘其’也好，作‘记’也好，一律读‘己’，直传到现代。这样看，‘其’读若‘己’，是古代黄河流域东方一种音读。”（21）

王先生的这番考证说明，在上古时期，“其”、“己”二字音同，而且通用。照此说，上古“其”读若“己”。既然古代“其”读“己”音，“其”、“己”通用，那在“其”字上特别加注音“己”有必要吗？

但王先生强调的一点是“其”读“己”音，是齐鲁间的读法。他说：“《尚书•微子》篇：‘予颠隮若之何其？’《史记•宋微子世家》集解引郑注：‘其，语助也，齐鲁之间声如姬。’，是齐鲁之间读‘其’如‘姬’音与‘己’正应。”也如前引的“‘其’读若‘己’，是古代黄河流域东方一种音读。”

“其”读若“己”只是齐鲁之间或曰“黄河流域东方”一种音读吗？否。

王先生在该书中就说：“本来黄河流域古代东西两方音读时有差别，其混合区域在双方交冲的河南。”又说“即‘其’，在东方相传读‘己’，但到安阳两音混合区域……。”即商都安阳是东西方两音混合区域，若理解不误的话，即是说殷都安阳“其”有两读，既读“奇”音又读“己”音，因从东夷首领颛顼由曲阜 徙商丘（帝丘，今河南濮阳）开始，帝喾、舜、伯益等大量东夷族人在今河南地域供职、生活。河南地域确实是东西方的语音混合区域。既然“其”在安阳有两读的话，还有必要专门加注音“己”吗？

其实，“其”读若“己”，不止齐鲁，河南安阳甚至山西、河北也如此。“彼其之子”，《国语•晋语》也读“彼己之子”，《韩诗外传》也读“彼己之子”。《韩诗》创始人韩婴，西汉燕（今河北北部）人，对《韩诗》，经史学家都说：“其诗语与齐鲁大不相同”。可知“其”、“己”音同、两字互通的区域很广。

古文字学家通过对古文献详尽考证发现，“其”读“ji”音，“其”不仅与“己”通，也与“基”、“几”通。

“其”通“基”。《礼记》：“夙夜其命宥密”，郑玄注：“《诗》读其为基”；陆德明《经典释文》：“其，音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其，假借为基”。

“其”通“几”。马王堆汉墓帛书乙本《老子•德篇》：“恒于其成而败之”，甲本同，王弼本、傅奕本、河上公本均把“其”作“几”。

己、基、几，音同，表明“其”读（ji）音，古文献中的这一语言现象，表明了上古时代的一种语言文字特征。因此，《诗》、《国语》、《左传》等文献中的“其”与“己”、“基”、“几”互通，是上古语言习惯的正确反映。顾颉刚先生言：“以吾侪处理史料之惯习言，宁取信于《国语》与《左传》，盖此虽作於战国，而时期较早，尚保存若干古代真史料也。”（22）综上所述，上古“其”读（jj）音是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对“其”另表注“己”音，看来没有必要。认为“㠱”字上的“己”是个注音符号不确。

三、关于㠱国

从字面上讲， 甲骨文里有己、其、㠱，己、其、㠱，既是人名、地名，也是国族名。㠱，是己与其的合文，因此研究“㠱”字的历史内涵，就必须从研究己与其的关系入手。“㠱”在甲骨文里是个独立的字，但在殷周铜器上，“㠱”是与“亚”、“”共处一体。如上图：

这些图象表明，包含亚、己、其、四个符号的图形，不是一个单纯、单独的文字，而是像学者公认的是个“族徽”，而且是个“复合族徽”。因此要探究“㠱”字、“㠱”国的真实含义和历史变迁，不能孤立地研究“㠱”字，而是必须把“㠱”字放在这一复合族徽中进行研究。

雒有仓、何景成二位博士，在总结了诸前辈对“族徽文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博士论文中对族徽文字做了些概括性的论述。

雒有仓博士曰：“通过族徽文字、甲骨文、文献记载合证，归结出商人家族通常以一种多层次的亲属集团形式存在，而周人家族形态则是不同姓的杂居，改变了殷代商人社会中那种大面积的血缘聚居状态”（23）

何景成博士曰：“族氏铭文代表家族的名号，族氏铭文的研究对于探讨商代家族的组织形式、构成状况，研究商代家族的分化、分布、迁徙，研究族与族之间的关系有重要的意义。”（24）

对于“复合族徽”，雒有仓曰：复合族徽，又称复合氏名，“它是指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名组合而成的族徽”；何景成曰：“所谓复合氏名是指在一件器物的铭文中，作器者自署其所属族氏之名号，是由两个乃至两个以上的族氏名号组成的，而且在不同的器物中，有着不同的组合形式。”（同上书）

据此可以判断，含亚、己、其、 的“复合族徽”，或曰“复合氏名”， 是由己、其、三个族氏联合而成的名号，内含着己、其、三族的历史关联和变迁。对于“复合族徽”的性质，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复合族徽是几个族相结合而构成的族的标识；另一种认为是一个族的分支，该分支将其氏名附于自身所从出的族名下以别之。这两种观点其共同点都是认为“复合族徽”或曰“复合氏名”都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族氏的组合（或联合、复合），其区别，一是静态地观察，一是动态地观察。所以严志斌先生认为应把这两种观点结合起来理解复合族徽现象。（25）

因此要准确完整地理解“㠱国”历史，就要认真研究这一复合族徽，研究己、其、 三个族氏的历史和联系。

（一）、己

“己”是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之一。郑樵《通志•氏族略》列出古姓二十七个，顾炎武《日知录》列出古姓二十三个，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出古姓二十一个，其中都有“己”姓。《国语•晋语》曰：“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咸、任……是也。”

黄帝之子少皋为己姓，杜预注：“少皋金天氏，己姓之祖也。”

《帝王世纪》载：“帝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姬姓也。”但又载：“少皋帝名挚字青阳，姬姓也。”在没有文字的五帝时代，人们交往主要靠通过“音”的口耳相传。己、姬音同，因此文献中把少皋说成是己姓之祖，又说少皋青阳是姬姓。文献中少皋、颛顼之姓，己、姬混淆。同样是ji音，不同地区或族氏的人造了不同的字。

祝融八姓，首姓为己姓。《左传》：“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祝融之姓延续颛顼。《国语•郑语》：“己姓：昆吾、苏、顾、温、董。”

昆吾在卫地，今濮阳；顾，今山东范县顾城；苏，今河南温县；董，济阴定陶。还有个戎州己氏，在曹州  。                  祝融时的己姓主要分布在今山东西部和河南濮阳，这与《帝王世纪》的帝颛顼登帝位“始都穷桑（曲阜）徙商丘（今河南濮阳）”，相合。

“己”本来是少皋东夷穷桑族裔，从颛顼开始，有一部分西迁至河南濮阳。己姓后裔就分布在今山东的西部和河南的东北部。

但寿光益都侯城“己”、“己竝”铜器群的发现证明，商时的己国仍在今弥河流域的寿光地。

“在殷商甲骨卜辞中，‘己’除作干支或先祖日名外，亦可作族长名、地名、侯国名。也就是说甲骨卜辞中的族长名‘己’，它代表的是一个地名或侯国名。”（26）己国之人在商王室中任贞人、酒正，己侯在商王室任职，己国不断向王室进贡。因此，己，是商时的一重要国族。

（二）其

上已举例，甲骨卜辞中有大量其地、其侯、亚其的记载 。《殷周金文集成》收录“亚其”器25件，其中有18件出自妇好墓，表明其氏族在武丁时期，是政治舞台上一个十分活耀的国族。

“其”的甲骨文、金文为：

对这个“其”字，学者普遍认为即“箕、”也，亦即“簸箕”也。其实这个传统解释并不正确，这个传统解释既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也不符合文字发展的规律。“人类社会谋生和劳动方式，是从狩猎采集到原始农业，狩猎采集在先，而且这是个十分漫长的过程。种谷种稻，‘箕主簸扬，糠秕乃陈’，那是后期的事了。”（27）

根据以上金文图形判断，“其”就是泛指编织的盛物器。原始人打猎也好，采集野菜、野果也好，必须将狩猎采集的野物，放到一容器里，带回居住地让族人共享。这个“其”可以说是最原始也最普遍的劳动生活工具。“其”，首先是个编织物，因时间、空间不同，这个编织物用的可能是草、树条、竹子。这个编织盛物器的形状、功能因时间、空间不同，多种多样，没有固定形状，但它是后来的萁、箕、筐、簍、篮、筥、籠之祖型。萁、箕、筐、簍、篮、筥、籠，乃“其”的滥觞。“其”是源，“箕”只是流之一。

“其”在商时，又是个十分重要的氏族集团，与商王室有十分密切联系。对其氏族，王永波先生认为他是伯益族的一支，他说：“益为东夷部族的著名首领，是夷夏之交时期较早进入中原的一部。伯益所避居的箕山与禹避商均之阳城属同一性质，应为伯益部众东夷族人在中原地区的聚居之地。所以伯益才能‘以箕山为据点，进攻禹都阳城’。《太平寰宇记》卷十八青州条载，益都有箕山，箕岭镇。……（山东）益都或为伯益之故地。”（28）王永波先生的最后的结论就是：“伯益为其氏可知的最早祖先”。这一见解十分重要，给先秦史的研究打开一重要窗口。

循王永波先生的思路往深处推论，可知“其”与伯益族团有紧密关系。“其”既然是古人采集狩猎阶段的主要劳动、生活工具，五帝时代主管采集狩猎的官员是谁？伯益也。《尚书》：“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舜帝让伯益作朕虞官，管山水草木鸟兽，也就是管狩猎采集，以解决鲜食问题。再就是伯益与禹共治洪水，而治水的主要方法是疏导，而疏导就要挖、运土石，而远古搬运土石的主要工具就是“其”。因此，“其”是伯益族的图腾符号，是伯益族的族徽标志。

伯益族在中原的居地“其”，亦即濮阳西部的淇山、淇水、淇县。伯益族的故乡，在山东益都，益都也有箕山，《隋志》：“都昌有箕山，尧水所出。”寿光的益都侯城、益县之“益”也即伯益之“益”。伯益又名“大费”，古“费”与猕、粊、羋通，寿光有瀰（弥、米）河，这是伯益故土在寿光的又一证据。

古殷墟的淇水、淇县地，又称牧野，妹邦。而瀰河，袁宏谓之“巨眜”。《后汉纪》：“耿弇追击张步至钜昧水上”，东夷古眜、沫与昧、沬混用。古濮阳地区与潍淄地区眜、沫与妹、沬两音的混用，表明这东西两地，有种内在的历史联系。

《广雅疏证》：“沫、既、央、极，己也。”王逸注：“沬，己也。”淇、妹、沫与己的这种古音关系反映的历史事实虽现今还无法说清，但可以肯定，它们必有其内在联系。

（三）、㠱（?）

据胡厚煊先生研究，“帝乙、帝辛时所封者有攸侯喜……㠱侯……。”（29）赵诚先生同意此说，认为“㠱”字是甲骨文四期出现的字。

（日）岛邦南先生在《殷墟卜辞研究》一书中，绘制了辐商代诸侯分布图，如上：

他把董作宾、胡厚煊、陈梦家统计出的殷商诸侯名，加在一起共计35个，其中㠱侯出在第五期（因分期断代有差别，第五期也是帝乙、帝辛时）㠱的位置在杞国的东北，似乎就在济阴曹州，古戎州己氏地。岛氏还指出：这些侯名中，“皆以地区被称”，“可知诸侯的封地是固定的”，“诸侯有封地、武力，除从事征伐外，还监视方国动静并向殷报告。”（30）

对这个“己”、“其”合文的“㠱”字该如何理解？是单独的一个字，还是个“复合族徽”？学界认识不一，其中多数学者认从王献唐先生的“己”为“其”的注音之说。如此理解，“㠱”是个单独的、完整的文字，但也有学者对此怀疑，认为这是由“己”和“其”两个氏族结合的一个新的复合氏族符号，亦即“复合族徽”。

最早对这个问题进行质疑并做出论断的是王永波先生，他说：“我们认为，至少在商代，亚其徽识带己字应与己竝器同例，释为己、其二字。其上加己与竝前冠己一样，应是一个殊于国名、族称和特别标识，而绝非注音符号。”（31）王永波先生的洞见和分析，很值得思考和重视。

通过上可以看到，图1，可以视作一个完整的“?”字，但图2、3，“己”与“其”字没有构为一体，似乎是两个独立的字。图4、5、6十分明确，这个徽文是两个氏族符号的联结，即北子孙族与其族的联结，这是个“复合氏族”徽文。图7、8，更为明确，它是“己竝（并）”两氏族结为一体的徽文，殷商时己族和竝族就有结盟关系，图7出自安阳殷墟，图8出自寿光益都侯城。“己”和“竝”都是能征善战的族氏，因为某种机缘，商时两族的某些部分就结为一体，一直到春秋时。春秋时的“己竝”，文献为“己郱”，即纪国的邑或曰附庸，位于今临朐。“己”在上，“竝”在下，表明两者是主从关系，“竝”依附于“己”。以此类推，可知上图的4、5、6，是“北子孙”族与“其”族的联合。“亚?”中的“己”，如王永波先生所说，“应是一个殊于国名、族称和特别标识，而绝非注音符号。”如此，“己”和“其”，是两个氏族，“己”、“其”融为一体，是两个氏族联合的标识，而不是注音的关系。

四、对㠱字、㠱族的讨论

（一）、对㠱、其为一字，是殷商后裔的讨论

对㠱字、㠱族，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㠱族”就是“其族”，属商族系统。王长丰在博士论文中说：“王蕴智师考证曰：如今已发现有一系列的‘亚其’（其亦作㠱）、‘亚疑’之称……而且常以‘㠱’字取代‘其’字，且甲、金文中的‘亚其’和‘亚㠱’，‘其侯’和‘㠱侯’都有互见之例。……㠱字从其己声，是个形声字，它亦乃古箕字的一个异文。……总的说来，殷商箕族本是从王族子姓成员中分化出来而别立徽识的一支。”

曹定云先生也曰：“由此看来‘亚其’与‘㠱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区别在于有时间的先后的不同与地望的不同；其联系在于是同一家族不同时候的两次分封。”还说：“玄鸟（燕）为商族之图腾。而商族之初至于少有两个并行的胞族。‘亚其’（ ）为燕形，可知‘亚其’属于商族，是王族之外极为重要的一支商族力量。”（32）张亚初先生说的更简明：“‘亚㠱’族的青铜器，目前我们已经见到六十多件，这是商代最显赫的族氏之一。而且这一族的铜器屡见于殷墟，在甲骨文中，又有他和商王一起祭祀祖先的记载，说明㠱是商王的同姓贵族，㠱就是箕子之箕。”（33）

如上说，㠱（其）即箕，是商族中的一个分支。我们前面已论证“其”族是伯益的后裔，如果联系族氏起源的神话传说，这一论断还是有根据的，因为商契和伯益父大业都为玄鸟所生，如《史记•殷本纪》载：“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而吞之，因孕而生契。”而《史记•秦本纪》载：“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子大费，即伯益。照此传说，商祖契和其祖大业，都是玄鸟生，商、其两族同根，㠱即其，亦即箕子之箕，史载：箕子，文丁之子，纣之叔父。因此㠱族、㠱侯，与商王同根同祖。

但这一似乎顺理成章的说法，有一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即商族是子姓，㠱族是姜姓，从姓源上说，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氏族集团。把“㠱氏族”归到子姓的商族系统中，看来有些牵强附会。

㠱即其，即箕子之箕的说法，其要害是只把“其”上的“己”字，只看作是一注音，而不是一个氏族。而决定㠱族为姜姓的最主要因素，是“己”字，纪国原本是“己国”，“己国”姜姓，因此“㠱国”，按“己 竝（并、郱）”之例，“己”族在上为主，“竝”族在下为辅，“㠱国”之姓由“己”决定，所以为姜姓。因此如王永波先生说，要把“己”视为一国族，而不是一注音符号。

（二）对㠱为姜姓国的讨论

由于“纪”字是战国后出现的字，文献中的纪国实际上是“己”国。㠱国与纪（己）国同为姜姓国，尽管王献唐先生认为㠱、纪为两国，但两者不仅同源，而各方面都极其相似，如王先生说的：㠱国，“和纪国的情况几乎完全一样。由纪可以证㠱，由㠱国本土之早，也可以证纪国本土之早，他们都不是周代的封国，而是从商代沿下来的。”（34）㠱、纪两国源同、发展的历史同，地域也大体相同。王先生之所以把它分为两国，其另一根据是两国的具体地望有别，他在《黄县㠱器》一文中作了如下的引证和判断：“以㠱名县名国，前时必有所因，当是旧为箕地，秦汉设县。”认为㠱国就在箕地，秦汉在此设县。关于“箕地”，他引《太平寰宇记》谓箕县故城在莒县东北一百余里，引《说文》谓“潍水出琅玡箕屋山”并说：“现在莒县北部偏西，正有一个箕山，一个屋山”，也就是说莒县北部的箕山、屋山，即古箕县地，亦即古㠱国地。从王先生绘制的地图看，箕山、屋山均在东莞的西北方向，如他说的，箕县就在徕庄镇、东莞镇、荼沟镇诸地。

关于箕山，家住沂水富官庄镇的地方史爱好者王学富考证，“箕山，在今沂水县富官庄镇境内，海拔343.2米。山体呈东西走向，坐北朝南，在群山叠峦中。箕山东南、东、北、西分别有宋家箕山、王家箕山、宝山坡三个村庄。”（引自王学富《潍水之源》）

水源探密者李存修实地考察潍水之源，认定潍水的源头在沂水县富官庄镇的高家石岭村。并说“这个村的后岭、也叫砂岭是分水岭，岭西的水流往沭河，岭东南的水流往潍河，岭东北的水流往浯河，浯河水最后也流入潍河。”说明箕山的水四面流，有的流入沐河，有的流入潍河，有的流入浯河。

根据以上考证可知，箕山是古箕县、箕国的中心区域，往近处说，汉箕县或商周古㠱国的疆域包括潍河、沐河、浯河上游的一个大的区域。

王献唐先生曾说，㠱国“和纪国的情况几乎完全一样。由纪可以证㠱。”文献中的纪国，其疆域十分广大，纪郱在今临朐，纪郚在今安丘，纪鄑在今昌邑，浮来在今沂水。而㠱国，从青铜器的数量和分布区域看，比纪国还要强大和显赫，他的国土面积如果以沂水富官庄为中心的话，向四周可辐射到潍坊、临沂、烟台等地。有一点值得注意，箕山水系的北系就是浯河、沐河。浯河、浯（郚）山、唐郚，即古纪国的势力范围，纪、㠱两国的版图重叠。

在古代，东莞周围的这一地区，与潍淄地区，属于统一的行政区域。《补三国志》载：“剧属东莞”，《晋太康志》载：“剧属琅玡”,可证今寿光地古也属东莞或琅玡。

另外，这一大地域史上名“箕”的地不止这一处。《隋志》：“都昌县有箕山”守敬按：“尧水所出箕山也，在临朐县东北，（昌乐）县西南。”《水经注疏》云：康浪“水发县（昌乐）西南其（此字左为山，右为其）山。”守敬按：“《隋志》都昌下，作箕山；《寰宇记》益都下，作箕山。”还说《齐乘》谓此山曰香山，在今益都县东五十里。

关于今益都县东、昌乐县西南的这座其（箕）山，史上名声更大。《周礼•职方》曰：“青州，其山镇曰沂山，一名东泰山。”《史记•封禅书》：“黄帝封东泰山，禅丸山。”丸山，古为圣地。而“丸山”，亦即“丹山”，亦即“箕山”、“纪山”。《续山东考古录》云：“纪山：近《志》称在临朐东十五里。《水经注》称丹山在朱虚东北。朱虚故城在县东南六十里，而白浪水、两丹河、漪水皆谓出自丹山，是。今昌乐县南、临朐东北大抵皆古丹山。后世名析愈多，遂以其西麓一峰当之耳。丹山或讹凡，又讹丸，讹丮（几）。纪音同几，故又作纪山。”（35）因此，在益都东、昌乐西南、临朐东北，也有一箕（纪）山。这一箕（纪）山，实际在古纪国地域内。如果由此说古“㠱国”与古“纪国”同处一地，或说“㠱国”即“纪国”也有其历史的根据，也并不是牵强附会。

完稿于2018年10月16日星期二

注释：

1、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124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

2、陈梦家上书第228页。

3、贾效孔：《寿光考古与文物》第259至26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

4、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中华书局1988年版。

5、董作宾：《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第7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6、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第28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7、郭沫若：《大系》考《㠱公壶》。

8、《金文诂林》卷十四。

9、王献唐：《山东古国考》第168页，青岛出版社2007年版，

10、王恩田：《纪、㠱、莱为一国说》，见《胶东考古研究文集》第367页，齐鲁书社2004年版。

11、王献唐：《山东古国考》第169页。

12、（同上书第126页）

13、李步青、王锡平《建国以来烟台地区出土商周铭文铜器概述》，《古文字研究》第18辑，中华书局1992年。

14、李学勤：《试论山东新出青铜器的意义》载《文物》1983年第12期。

15、高广仁、邵望平：《（海岱）山东古代文明》第367页，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

16、逢振镐：《山东古国与姓氏》，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7、杜在忠：《寿光纪器新发现及几个纪史问题的再认识》，载《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一辑，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

18、赵诚：《古代文字音韵论文集》序，中华书局1991年版。

19、张之强：《古代汉语》第629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王永波：《“己”识族团考》，载《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二辑，三秦出版社1990版。

21、王献唐：《山东古国考》第130、131页，青岛出版社2007年版。

22、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第35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23、雒有仓博士论文：《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综合研究》第7页。

24、何景成博士论文：《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研究》第12页。

25、严志斌：《复合氏名层级说之思考》，《中原文物》2002年第3 期。

26、王长丰博士论文：《殷周金文族徽的整理与研究》第94页。

27、李沣：《探寻寿光古国》第127页，齐鲁书社2011年版。

28、王永波：《己识族团考》，载《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二辑，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29、胡厚煊：《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上第7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0、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第838、8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31、王永波《己识族团考》载《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二辑第129页，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32、曹定云：《殷墟妇好墓葬铭文研究》第12、14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3、张亚初：《商代职官研究》载《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辑。

34、王献唐：《山东古国考》第253页）。

35、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第769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