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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再读张绪山教授"人狗论"-----<狗与政治.

已有 665 次阅读 2017-3-20 17:42 |系统分类:人文社科|关键词:张绪山,人狗论,狗与政治.|文章来源:转载

再读张绪山教授的“人狗论”----《狗与政治》

乡友张绪山教授将新作《狗与政治》赐我。在此之前,我曾将张教授的《中国传统中的狗意识》一文发表在我的博客上,并将其名改之曰《张绪山论狗》。《狗与政治》是张绪山论“人狗论”的续篇。

本文除讲了刘邦、努尔哈赤、邓世昌等人与狗的故事外,特别讲了现代政治中的狗故事,尤其是共产主义者齐奥塞斯库与狗的故事特别精彩。齐奥塞斯库的狗昵称“考布”,罗马尼亚百姓都尊称“考布同志”。后齐奥塞斯库授予“考布”陆军上校军衔,并为“考布上校”专门配备别墅、豪华专车、保健医和保镖。齐奥塞斯库去布兰克斯医院视察时,“考布上校”一同前往,意外被医院的猫抓破了鼻子,为此齐奥塞斯库下令将这所医院夷为平地。这是国际共运史上的一大创举,耐人寻味。

狗与政治

张绪山(清华大学历史学系)

一、狗与帝王神学政治

狗是人类较早驯化的犬科动物。在马、牛、羊、鸡、狗、豕六畜中,以狗的驯养史最为悠久,约有1万多年。西安半坡文化遗址中,曾发现众多狗的骨殖。甘肃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彩陶壶上有四只家犬的形象。2002 10 月,考古人员在河南洛阳市中心城区发现了东周天子驾六车马坑。引人注目的是,坑中有7只殉葬狩猎犬,其中6只见于马车之下。据专家们分析,这些狗是被缚在车上为主人殉葬的。

狗见诸文字记载为时甚早。《殷墟文字类编》象形文字中有狗,其符号也见于《易》。《诗经》有“无感我悦兮,无使尨也吠”之句,“尨”就是狗。《春秋公羊传》:“晋灵公有周狗谓之獒。”《周礼》“犬人”疏:“犬有三种,一者田犬,二者吠犬,三者食犬。”田犬即猎犬,用作狩猎,吠犬用作看家护院,而食犬则是用于宰杀食用。在中国古代,屠狗食肉之风颇盛。《孟子》说:“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可见狗之蓄养在当时是被用来食用的。《史记》说:“荆轲至燕,日与狗屠及击筑者高渐离游。”刘邦的著名将领樊哙,追随刘邦起事前“以屠狗为事”。

随着人类活动内容的扩展与复杂化,狗逐渐被驯化出其他一些功能。战国时代,狗作为宠物在人们的娱乐生活中已经占据一定地位。《战国策·齐策》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狗、六博、踏鞠者。”这种娱乐形式不限于齐国。汉代时,以狗为中心的娱乐活动进入皇室范围。西汉开始设立叫做“狗监”的训狗官,汉武帝建有“犬台宫”,还有“走狗观”。据《三辅黄图》载:“犬台宫,在上林苑中,去长安西二十八里”。汉灵帝于“西园弄狗,著进贤冠,带缓”,以至形成“王之左右皆狗而冠”的景象。

狗的最大特性是对主人的忠诚,人类对狗的礼赞大多集中于此。狗的忠诚表现在它可以为主人付出生命。晋代干宝《搜神记》记载,“孙权时李信纯,襄阳纪南人也,家养一狗,字曰黑龙,爱之尤甚,行坐相随,饮馔之间,皆分与食。忽一日,于城外饮酒,大醉。归家不及,卧于草中。遇太守郑瑕出猎,见田草深,遣人纵火爇之。信纯卧处,恰当顺风,犬见火来,乃以口拽纯衣,纯亦不动。卧处比有一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即奔往入水,湿身走来卧处,周回以身洒之,获免主人大难。犬运水困乏,致毙于侧。俄尔信纯醒来,见犬已死,遍身毛湿,甚讶其事。睹火踪迹,因尔恸哭。闻于太守。太守悯之曰:‘犬之报恩,甚于人,人不知恩,岂如犬乎!’即命具棺椁衣衾葬之,今纪南有义犬葬,高十余丈。”《续搜神记》也有类似的记载。

“义犬救主”故事出现在许多平民故事中,无非是说明狗对主人的忠诚,但同样的故事出现在政治人物传奇中,尤其是出现在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大事业的帝王的传奇中,则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浓厚的政治意味。据《荥阳县志》记载,楚汉相争时,项羽追击刘邦到荥阳。刘邦潜入了林间草丛中,项羽放火烧林。刘邦陷于绝境之际,一只“黄犬,以身投水,滚于帝旁之草上,如此者百余次,则草湿火灭”,刘邦得救,而黄犬累死。为了纪念黄狗的救命之恩,刘邦在荥阳县西南,狗的埋骨之地建了一座题名“灵犬义冢”。此故事套路与《搜神记》如出一辙,且为正史所不载,显系后人套用。刘邦出身农民,乃流氓小吏,没有世卿世禄的资本加以利用,为了给自己夺取天下披上神圣的“天意”外衣,颇费了一番心思进行自我神化。他能够编造出其“母与龙交合”、“赤帝子斩白帝子”、乃至身体上七十二黑子之类的无稽故事,如果真有义犬救主之事,岂能不善加利用,广为散播,使“刘邦神话”锦上添花?

这类“义犬”母题一直延续到清代,见于满族传说:努尔哈赤被明军追杀,追兵迫近,努尔哈赤急忙躲入芦苇丛,追兵纵火,迅速蔓延芦丛,努尔哈赤遭烟熏昏迷,火势延及其身之际,跟随他多年的大黄狗跳进水里,全身沾满水后,将努尔哈赤全身及周围弄湿,努尔哈赤得救,黄狗累死。明兵前来搜索时,一群喜鹊落在努尔哈赤身上,追兵误以为乌鸦叼啄死尸,遂撤兵。同一母题的传说被连绵不断地移植到帝王传奇中,说明它只是一种虚构,并非历史事实。

然而,是否真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类属于帝王“天命异象”谱系的“狗故事”能够广泛流传,说明它已经演化为一种政治伦理心态。作为帝王传说,狗的忠诚这里已经不是中心,狗——努尔哈赤传奇中是狗与喜鹊——作为媒介所显示的“天赋异象”,昭示的是帝王“大难不死”之下的“天佑之运”,即“真命天子”的征象。

帝王的“天命异象”是表现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一以贯之的老套路,其背后的支配观念是君权的“天命神授”。商始祖的神话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周始祖的传说更具典型性:周始祖弃乃其母践巨人迹而生;出生后被“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荐之”。这种种“帝王异象”,与刘邦、努尔哈赤传说中的狗、喜鹊救主一样,是传统“帝王天命”主题下诸多传说不可缺少的道具,服务于同样的政治目标

狗还被用于预测吉凶祸福。《汉书·五行志》:“文帝后五年六月,齐雍城门外有狗生角。先是,帝兄齐悼惠王亡后,帝分齐地,立其庶子七人皆为王。兄弟并强,有炕阳心,故犬祸见也。犬守御,角兵象,在前而上乡者也。犬不当主角,犹诸侯不当举兵乡京师也。……京房《易传》曰:‘执政失,下将害之,厥妖狗生角。君子苟免,小人陷之,厥妖狗生角。’”又,“景帝三年二月,邯郸狗与彘交。悖乱之气,近犬豕之祸也。是时,赵王遂悖乱,与吴、楚谋为逆,遣使匈奴求助兵,卒伏其辜。犬,兵革失众之占;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听,交于异类,以生害也。京房《易传》曰:‘夫妇不严,厥妖狗与豕交。兹谓反德,国有兵革。’”在中国的阴阳五行思维中,狗之行为竟然成了人间政治的晴雨表与风向标。

二、狗与古代政治活动

狗不但服务于帝王神话,而且成为历史上实实在在的政治元素。帝王与权贵生活中的狗往往身不由己地卷入了政治,成为政治活动的一部分。据记载周襄王时期,晋灵公夷皋(公元前620-606)无道,滥杀无辜,大臣赵盾多次劝谏,使晋灵公感到讨厌。灵公请赵盾喝酒,事先埋伏下武士,准备杀掉赵盾。赵盾的车右提弥明发现了这个阴谋,找借口扶赵盾走下殿堂。晋灵公唤出一只高大凶猛的狗来咬赵盾。提弥明徒手上前搏斗,打死了猛犬。两人与埋伏的武士边打边退,提弥明战死。[1]在这个政治事件中,狗的忠诚被暴虐的君主所利用,扮演的是“助纣为虐”的角色。

狗在历史上扮演过敦睦邦交的角色,其典型是哈巴狗。《旧唐书·高昌传》记载:“唐(高祖)武德七年(麴)文泰又遣使献狗,雌雄各一。高六寸,长尺余。性甚慧,能曳马衔烛。云本生拂菻国。中国有拂菻狗,自此始也。”武德七年即公元624年,拂菻国即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高昌即今之吐鲁番。这种能口衔蜡烛、拖缰绳为舞马引路的小狗即哈巴狗,属马耳他种,由于它小巧而聪明,自唐代以后成为宫廷贵人的喜爱之物。唐代曾不止一次从中亚引入这种宠物。九世纪中后期段成式写的《酋阳杂俎》记载,玄宗天宝年间(742-756)的一个夏天,玄宗与一王公对弈,杨贵妃怀抱一只康国(撒马耳罕)进献的“猧子”在一旁观棋,当棋盘上的形势变得对玄宗不利时,杨贵妃放出“猧子”到棋盘上,打乱了棋盘的棋事。玄宗的面子得以保全。这就是有名的“猧子乱局”故事。据《玄宗起居注》记载:“帝赠贵妃二狗,雄者名窝,雌者名狸,每有宠信贵妃之时,常调侃曰:‘窝狗日狸’。”朝贡体制之下,藩国奉献的宠物,不仅对于维护两国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还加深了皇帝与嫔妃们的感情,为他们的宫闱生活增添了不少情趣哩。狗之妙用竟然如此。

狗能敦睦邦交,也可以引发外交事端。在英国历史上,亨利八世以宗教改革垂名青史。这位英国国王的最重要的作为,是宣布脱离罗马天主教会,建立英国国教。他的妻子凯瑟琳是西班牙公主,她与亨利八世生育了几个孩子,但都夭折,只有一个女儿玛丽存活。亨利八世与女侍官安妮·鲍林产生婚外情后,以凯瑟琳未生育子嗣为借口向教皇申请离婚。罗马教廷不想得罪强大的西班牙,在离婚案上态度暧昧。亨利八世派红衣主教沃尔斯利觐见教皇。双方的会谈进展顺利,教皇无意反对亨利八世离婚案。但是,作为一个偶然因素,一条狗的加入使事态发生逆转。沃尔斯利与教皇会谈之日,随身带去了一条狗,就在沃尔斯利按照惯例,俯身亲吻教皇的脚时,这条狗误认为教皇要踢其主人的脑袋,咆哮着扑向教皇。被狗咬伤的教皇蒙此羞辱,勃然大怒,拒绝了亨利八世的离婚请求。教皇对亨利八世离婚案的否决,演变成亨利八世断绝与罗马天主教会关系、发动英国宗教改革的导火索。

在历史悲剧中,由于狗对主人的忠诚,狗往往与主人一起成为悲剧的牺牲品。1894年9月17日,中日甲午海战发生,邓世昌指挥的“致远”舰遭到日舰围攻起火,船身倾斜。邓世昌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舰“吉野”号右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倭寇见状大惊,集中炮火射击,“致远”舰鱼雷发射管被击中,鱼雷爆炸,“致远”舰沉没。邓世昌坠落海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所养的爱犬“太阳”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遂按犬首入水,共没于波涛之中,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并壮烈殉国。在这个历史事件中,狗的命运与主人的命运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忠心耿耿的狗,尽管以死相拼,最终未能挽救其主人;而处在为清廷“看家护院”位置上的邓世昌,虽然视死如归、浴血奋战,最终还是不能挽救清廷在日寇武力面前的丧权辱国。

三、狗与现代政治

在一些情况下,无辜的狗会被无故地卷入政治漩涡,被动地成为“政治元素”。1941年12月7日,日军向香港发动闪电式进攻,香港形势危急。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以后,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成为不少民国军政大员、银行家、文化名人的避难之地。为了避免这些要人成为日军俘虏,重庆国民政府应各方要求,加派航班,争取将这些要人抢运到内地。12月10日,从香港最后起飞的一架飞机到达重庆机场,《大公报》编辑部派人到机场迎接报社社长胡霖(政之),接人者未见社长和其他要人的身影,却见到了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二女儿孔令伟、老妈子、大批箱笼和几条洋狗。洋狗与孔家联系起来,被报界披露以后,“洋狗”事件成为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引发昆明颇有声势的“倒孔”学潮,并由政治力量推波助澜,引发大后方以学生为主力的抗议浪潮。这段“洋狗”故事,不仅在当时被视为党国要员及其裙带腐败恶行的证据,甚至在今日仍被一些所谓“学术著作”沿用,尤其是一段出自想象的孔二小姐如何在机上持枪强迫其他“要人”为“洋狗”让位的身临其境般的描述,似乎使抢运“洋狗”事件变成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特权恶迹的铁证,确凿无疑的“历史知识”。然而,最新的研究证明实情是,飞机起飞之日,香港与九龙间交通断绝,电话也因日机轰炸中断,没有到公司接洽的乘客无法得到通知。飞机起飞前,时已拂晓,由于敌机飞来侦察,不能再等待。鉴于飞机舱内尚有多余座位,中国航空公司的留港人员也搭机回渝,并将中央银行公物尽量装载填空,并无私人携带箱笼、老妈子之事,亦无到站不能搭机的乘客。至于“洋狗”,则系两位美国驾驶员所有,因飞机仍有余位,他们将狗也顺便携带到渝。[2]本来与政治无关的狗被生硬地推进了政治漩涡,成为政治斗争的一个砝码,此为典例。

值得的注意的是,历史上的一些独裁者都有“恋狗”情节,乃至形成怪癖。希特勒养有一条德国牧羊犬,取名“布隆迪”。他经常与狗一起吃饭,经常请医生给布隆迪检查身体;如果狗病了,希特勒会给狗安排一份病号饭,包括鸡蛋、瘦肉等。希特勒的仆人曾说:“希特勒签署命令,枪决某位军官,眼睛都不会眨一眨,可是,听到他的狗病了,他会很难过。” 希特勒情妇爱娃曾抱怨说:“他每天只跟布隆迪说话,但从来不跟我说话。”1945年初,战争形势对德国越来越不利,希特勒似乎感觉到末日正在逼近,但他像历史上的所有暴君一样,拒绝反省自己的错误,而将失败的原因归于军队将领对他的背叛。大势已去之下的绝望,对将领们忠诚的狐疑,以及对他们可能背叛的担心、恐惧,成了此时希特勒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使他的神经陷于狂乱状态。这种严重扭曲的心态、不堪忍受的心理重负,甚至使他无法正常地对待忠诚的爱犬,对着布隆迪吼叫:“你也和我的将军们一样,背叛了我吗?看着我的眼睛!说实话!”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狂躁地骚动一阵布隆迪的头顶后,让人为布隆迪”喂下了一粒氰化钾胶囊,结束了爱犬的生命。希特勒爱娃约定自杀,命人将狗与之合葬,让生前的狗在冥府中继续服从于他的意志。

前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对狗的态度无疑属于同一范畴。齐奥塞斯库有一条来自英国的拉布拉多狗,昵称“考布”,在罗马尼亚几乎家喻户晓,在公开场合,罗马尼亚百姓要称其为“考布同志”以示尊敬。在齐奥塞斯库心目中,尊贵的“考布同志”的分量,显然远远超过罗马尼亚民众。齐奥塞斯库授予这条狗陆军上校军衔,享受县团级待遇。齐奥塞斯库对“考布同志”的喜欢非同一般,晚上睡在一起;白天则安排它生活在别墅12号公寓。公寓里面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舒适的床、豪华的家具、电视、电话。为避免“考布”孤独,齐奥塞斯库还命人将一只黑色拉布拉多母狗送到宫中,为“考布”同志做伴。罗共中央办公厅为“考布同志”配置了豪华专车,还有专职医生为之保健,秘密警察充当保镖。

“考布同志”的进食尤为严格。进餐时,有医生先品尝,以确认无毒。为了符合这条英国狗的口味,狗食由英国进口。罗马尼亚驻伦敦大使的任务之一,就是负责采购狗食:每星期要去圣伯利公司,购买英国狗爱吃的饼干及其他食物,然后用外交包裹打包,寄回布加勒斯特。“考布同志”食物之精美,有1982年12月日菜谱为证:早餐包括两个法式牛角面包,1公斤伯萨尼亚牛肉卷、1公斤牛奶、专用饼干;午餐是4公斤胡萝卜汤,其中有牛肉块、500克面条或大米、胡萝卜、芹菜和盐;晚餐是一公斤伯萨尼亚牛肉卷、500克通心粉或细面条以及500克牛奶或甜布丁。据罗马尼亚官方统计,至1989年“考布同志”在饮食方面总花费217万列伊,而当时罗马尼亚工人的月平均工资为3000列伊。

与所有独裁者一样,齐奥塞斯库喜欢搞“形象工程”以提高威望,为了建设一条“社会主义胜利大街”,他大拆布加勒斯特老城,许多老人被逐出自己的房屋,露宿街头,挨饿受冻,有的人甚至绝望自杀。一家名叫布兰科温斯克的医院,成了这条大街上的最后障碍物。这是一所平民医院,每年有5万多名平民接受治疗,老百姓希望保留这所医院。齐奥塞斯库到医院视察,“考布上校”陪同,与一只猫发生冲突。这只猫是医院为了灭鼠而饲养的。猫是动物,不能像人一样认识“罗马尼亚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齐奥塞斯库同志,也不懂得尊重惯于狐假虎威的“考布上校”的权威,在冲突中抓破了“考布上校”的鼻子。“打狗看主人”,打了总统的狗,意味这只猫犯下了“欺君之罪”。齐奥塞斯库大怒,愤然乘车离去。几天后,一纸命令传达下来,医院被夷为平地。1989年的12月巨变,齐奥塞斯库夫妇被“不配他统治”的罗马尼亚人民处死,“考布上校”不知所终。

独裁者形成爱狗癖,其实不难理解:享有至上权力的独裁者,绝不会有平等观念,生活中自然没有真正的朋友——权力带来的孤独,是独裁者须臾不可摆脱的精神状态;同时,民众与属下的背叛是独裁者最害怕、但又不得不面对的局面。作为一个生命体,狗不会像人一样背叛他,同时又可以为主人带来慰藉,可以满足独裁者两方面的情感需求。

狗作为政治表演的道具,在现代政治中的作用不可小觑。最明显的例证是,各国总统中许多人为了向人们自己有爱心,往往在公共场合带着爱犬亮相。其实,由爱狗推及爱人,并非合理、准确的逻辑推论。希特勒及纳粹要人爱狗而杀人,可以为证。不过,各国的政治要人还是热衷于以爱狗表演爱心。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便是以狗为公关工具的高手。在他与莫妮卡·莱温斯基的性丑闻曝光之前,克林顿在公众眼里是一个充满爱心的父亲和丈夫。每当克林顿外出乘飞机外出返家时,人们便看到夫人希拉里和女儿前往迎接的情形。后来他的女儿离开华盛顿去斯坦福大学求学,使克林顿失去了其家庭形象,于是他与其助手们想到一个“补救”办法:让希拉里拎着家里的一只狗一起来迎接。于是,一只巧克力色的拉布拉多猎犬成为了克林顿政治表演的得力配合者。

四、狗与古今战争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狗与政治之关系的极端变现,是被直接用于大规模战争。

战国时期的墨翟,曾用狗来进行城池防御:敌人在城外挖地道,他命人在城内遍挖土井,每个井口均派嗅觉听觉灵敏的狗来参与执勤,以“审知穴之所在,凿穴内迎之”;如果地道相通,就让狗“来往其中”巡逻,“狗吠即有人也”。我国唐代的将领守卫城池,为防止敌人夜间偷袭,“每30步悬大灯于城半腹,置警犬于城上”;“凡行军下营,四面设犬铺,以犬守之。敌来则犬吠,使营中知所警备。”在狗的功能的开发利用上,我族同样拥有辉煌的历史。

近代以后,狗被各国更频繁用于战争。公元16世纪,西班牙人为对付强大的法国骑兵,将身披甲胄的军犬埋伏起来,待法军骑兵接近时,便放出群犬,围攻法国骑兵,将其队形冲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法、英等国用于战争的军犬达数万条以上。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曾下令在汉诺威市附近建立一所专门培训会说话的狗部队,试图教会这些“四条腿的士兵”说德语,或看懂德文字母或单词,让它们通过不同的吠声传递情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和轴心国用于战争的军犬多达25万只。这些身怀绝技的动物救出了69万人次负伤官兵,以血肉之躯除掉了703座城镇的地雷。1942年7月,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朱可夫用军警犬学校提供的500条携弹犬,组成了4个反坦克军犬连。面对德军坦克进攻,苏军命携弹犬带上炸药奔向德军坦克,与其同轨于尽,德军300多辆坦克被携弹犬炸毁,约占德军被毁坦克总数的三分之一。二战中的美军也使用了大量军犬,在太平洋战场和欧洲战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亚里士多德说,人天生是政治动物,政治家操纵下的狗是“政治动物的动物”,所以也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


[1]《左传·晋灵公不君》:“晋候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杀之。盾曰:‘弃人用大,虽猛何为!’斗且出。提弥明死之。”

[2]见杨天石:《“飞机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南方周末》2010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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