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科研的参与人，从事科研十多年了，也算过来人，谈谈自己对制约中国科研关键问题的看法，不为别的，只因为自己身处中国科研界，并且爱它，所以尽管观点可能带有批评色彩，但是就像那些“爱母校者批评母校”一样，我怀有同样的初心，希望中国科研变得更好。

今天的中国科研界被誉为“江湖”，这种匪气反映“力量”或“计谋”主导了中国科研界，不管它们是来自哪个派别。同时也反映目前中国科研界尚未建立起大多数人共同遵守的规则，科研人员仍然需要靠“力量”或“计谋”生存，诚信、礼让基本是不可能在这里看到的，尤其是在竞争或申请项目的时候，谁见过因为竞争对手实力强大而主动放弃项目的？然而，科研也算一个行业，而且是一个关键的行业，无论对国家对民族层面都是。但是，这样的一个关键行业缺乏共同遵守的规则，那结果可想而知。

造成中国科研界目前这种现状的原因显然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有人将其归因于不合理的科研资源（经费）分配体系，其导致的重要后果便是掌握科研资源的人不搞科研，因为可能没时间搞，也可能没能力搞。相反，有时间有能力的却没有经费或者经费不足。有人将其归因于社会环境，全民浮躁的社会现状、拼富的普遍心态是重要推手。也有人将中国科研的现状归因于科研体制，认为教条、机械的科研管理催生了造假，如经费使用造假，对科研成果的不合理评价机制催生了造假，如论文造假、专利造假甚至报奖材料的造假。

然而，我认为制约中国科研的一个关键束缚是我们没有真正去搞清楚什么是中国科研需要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可能很多学科都是这样。众所周知，任何一项研究都是需要花钱、花时间、花人力物力的，因此必须搞清楚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是什么。搞不清楚关键科学问题是什么，自然不能指望出什么好的研究成果，例如各学科普遍存在的跟风研究，除了对原有认识体系的修修补补，基本不可能出什么重要成果。对任何一个学科，也必须首先论证需要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是什么，这需要进行大量的论证，需要反复征求科研同行（不论其派别、出身、职称）甚至外行的意见，不能只听专家的，因为在中国目前这种现状下，如果评判只由少数人决定，那确定的科学问题很可能是为专家量身定做的（更多是为其专业量身定做的），或者为专家所代表的派系联合操控。尽管这个论证过程需要很多时间，但是南辕北辙是很好的典故，出发之前，必须搞清楚方向和目标。遵义会议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搞清楚了问题，明晰了方向。对国家而言，必须论证哪些科学问题是急需、迫切的关键科学问题，比如今年开始研究与100年后开始研究对国家没什么影响的科学问题，显然没必要现在就立项研究。对国家急需、迫切的关键科学问题，更需要有更多地科研共同体的参与讨论确定。目前，在中国科研界，比起每年的科技成果奖励大会来，这种提前对关键科学问题的论证实在少之又少，而且普及面太窄，参与人员太少，很多科研人员没有话语权，导致很多科研人员并不了解自己研究是为了什么，而更多地是为了完成老板的任务。试问打仗时，士兵不知道是打谁可以吗？

由此我们能想到的是，在中国目前这种现状下，谁能决定什么是中国科研需要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也显得非常的重要了，因为那将很大程度上决定谁来研究这些科学问题，从而间接决定了科研资源的分配。所以，也难怪在科研经费面前，不论性别、职称与贫富，礼义廉耻早已不值一提，温良恭俭让更是扯淡，看到的是群起而哄抢之，因为谁都觉得，自己才是最适合研究这些关键科学问题的个体，尽管这需要足够厚的脸皮，但是比起可能到手的money，脸实在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