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我的姨妈、二舅、大舅、小舅、舅公公，和中学时代的母亲

我的学生时代

我生于40年代末的南京，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农历生日是腊月初一。因为生日小，我九虚岁时才上一年级（当时年满7周岁才能上学）。我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有两个弟弟生病夭折。三年级时由于母亲生病，家里小孩多无人照料，作为长女，我只好休学一年，因此1963年我才小学毕业，算虚岁的话已经十六了。

当时我家只有父亲工作，勉强维持温饱。父母认为我没有必要读完小学，想让我去一个街道民办厂工作。那时即使在省城南京，也没有多少家庭（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城市贫民家庭）重视子女的教育。我很不情愿，但觉得能挣钱替父母减轻负担，就答应了。其实我很爱读书，梦想着像我的舅舅那样考上一所名牌大学。

离开学校那天，我在家伤心地用削铅笔的小刀，在仅有的半截铅笔上，刻了四个字：“永留纪念”。我想今后再也没有学可上，也没有什么机会再用笔了。

这时正巧被父亲看到，“小霞，你还想上学吗？”他问。

我连忙点头说：“当然想了。”

父亲心疼地说：“你还这么小，把小学念完再说吧。”

我这才有机会读完小学。我们的学校名叫“务本”小学，当时刚刚成立的南京小红花艺术团，在我校选拔学生加入，我也有幸被选上了。我们欢迎过来南京访问的外宾。那天我们很早就到了中山陵音乐台，等待期间，老师一再叮嘱：如果有人问起你们的生活，一定要满脸幸福地笑着回答，吃得饱穿得暖。快到中午，迎面驶来几辆乌黑的高级轿车，我们见到了尼泊尔的南德拉亲王、王妃和王子，第二天在报纸上看见我们欢迎他们的大幅照片。欢迎仪式结束后，我们每人吃了一大碗盖浇饭，感觉从来没有品尝过如此美味，真希望带回家让全家人分享。我们经常参加演出，站在前排的可以穿上团里的白衬衫和天蓝色背带裙，站在后排的只有白衬衫，而背带连着腰带，从观众席上看起来她们好像也穿着蓝裙子。

小学毕业后，我对母亲说想上中学。母亲说：“要上中学的话，你就上五女中，考不上就去厂里上班吧。”小学升初中的考试结束之后，我并不很紧张，也没当一回事，而街坊的许多女生找瞎子算命、老道打卦，预测能否考上。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我欣喜若狂：我又能继续上学了！母亲很开心，对我说：“我们家附近三四条街，五女中一共就录取了4个！好多人想去读都没有考上，你要不去太可惜了。”

南京市第五女子中学的地址在莫愁路，紧靠省中医院，以前是美国教会办的学校，原名“明德女子中学”。后来我读过一本《落花生的女儿》，得知在民国时代，国民党许多高级官员的女儿就读过这所中学。我读书的时候，母校是南京重点中学，从初一到高三，一共36个班，每班50几名学生，规模相当大。

那年9月1日，在我踏进校门的一瞬间，从未有过的幸福感涌遍全身。我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入学机会，害怕忽然有一天就不能再上学了。因为我家十分贫困，每学期8元学费被班主任老师减免6元，但我始终不肯交这两元钱，无论班主任怎么催债、叫我到办公室、让我在黑板前面罚站。最后老师无计可施，只好算了。我始终没有也不敢跟父母开口要学费，因为我家真的拿不出这两块钱；要是班主任非让我交这两元学费，我很可能只好辍学了。

我总是回忆起那难忘的中学三年。每天早晨，我沿着校园外面长长的围墙走来，头也不抬地匆匆经过校门口那面巨大的穿衣镜，偶尔也会放慢脚步，整理一下头发和衣服，然后走进葱郁的林荫大道，整齐洋气的初中教学大楼便印入眼帘。记得开学不久，我走错了教室，因为它们的外观很相似。教室地板全漆成荸荠色，打着一层蜡，明净敞亮的大玻璃窗户，木制窗框和地板一色，非常雅致。我弯下腰用手轻轻抚摸，感受地板的光滑和舒适。教室窗外的院墙上爬满蔷薇，每到花开时节，鲜艳的花朵镶嵌在绿叶丛中，是学校最美的一道风景线。

穿过初中教学楼，眼前一片开阔的十字草坪，草坪四周环绕着灌木丛。灌木丛外的三面是同样风格的3到4层的教学楼，最北面是学校大礼堂，礼堂前面一个大操场。有时我漫步在教室外沿着围墙铺设的红砖小道，看见右边的灌木丛里稀疏间杂着几棵栀枝花树，满枝雪白的花朵，散发着沁人的芳香，让我情不自禁地趁着无人的时候，偷偷摘下几朵藏在书包里，回家放在盛满清水的瓷碗里。校园里还有枇杷树和蟠桃树，扁圆的蟠桃中间凝结着一圈薄薄的黑褐色胶汁，口味甘美，传说是专门给王母娘娘祝寿用的，也许很久以前从天上掉下一颗桃核，从此蟠桃传入人间。蜿蜒的长廊上挂着一串串葡萄，有的青绿色，晶莹剔透，像串在一起的翡翠珠，有的深红，仿佛一颗颗玛瑙。我们时常坐在葡萄藤下的长凳上聊天谈心、复习功课。微风吹来，空气里弥漫着惬意的果香，十分诱人，但我们从来没有偷吃过校园的水果。

学校最东南的一幢两层楼房是图书馆，走上几层石阶就到了一个小露台，然后是门前走廊。一楼是阅览室，一排排书桌整齐明亮，我经常坐在长长的条凳上阅读书报杂志。室内静悄悄的，只听见翻书的声音，还能闻到油墨的香味。窗外绿树成荫阳光明媚，许多小鸟栖在枝头鸣叫，而后扑扇着翅膀飞走了。二楼藏书丰富，我最喜欢上劳动课去那里整理、修缮书籍，这样我可以尽情翻看感兴趣的图书。

三年中学期间，我有机会读了不少当时比较流行的长篇小说，比如国外的《简·爱》、《复活》、《巴黎圣母院》，国内的《青春之歌》、《暴风骤雨》、《林海雪原》，以及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等等。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和《爱情三部曲》，当时被批判的柔石的《早春二月》和欧阳山的《三家巷》。我尤其爱读长达五卷的《三家巷》，里面三家的年轻人，我至今都能如数家珍，一一道出他们的名字和他们之间的家族、恋爱关系。每次从图书馆借到喜爱的书籍，我恨不得连夜把它读完。中午回家吃完饭后，我在上学的路上只顾低头看书，被树撞痛了头。那时年轻精力旺盛，家庭作业很少，我在课堂上就能完成，因此有大量时间阅读。

我一直喜爱读书。九十年代初我的子女读大学，但我所在的工作单位因为经营不善倒闭，单靠乡村中学教师的丈夫一个人的收入很难维持生活。我便跑到南京，在街边收购劳保用品转卖，一次被城管抓住要没收我的东西。我跟他们说家境困难，求他们高抬贵手。城管的小头目见我收购的劳保用品里，还夹着一本《红与黑》——那是在南京读书的女儿从学校图书馆借给我看的，便让我带着东西走了，叫我今后要注意。

那时下午放学后，有的同学去五台山体育场游泳，有的在学校打篮球、乒乓球，家庭条件好的，她们租一毛钱一个小时的旧自行车骑。但我没有学过这些，至今这些一样也不会，真有点遗憾。每天放学后，我总是急匆匆赶回家帮母亲做家务。在漫长的暑假，我的同学们无论贫富，大多能在家里度过两个来月平静安逸的日子，而我到马路边摆个小摊子卖茶水小吃，每天挣点钱帮助贴补家庭费用，心里很高兴，没人光顾的时候，还可以读小说。但有时被同学撞见，或是长期在烈日下暴晒变得黝黑的皮肤，都让我有点自卑。

让我恢复自信的是开学后的考试。数学老师喜欢小测验，每次讲完新单元的例题后，立即发一张纸的试卷，我总能得到好成绩。语文、数学和外语是主科，每次期中、期末考试，我的成绩都能排进班级前十。我当过历史课代表，帮老师拿教材、送作业本。当时一位年轻的女教师讲社会发展史，说女人要享有和男子平等的社会地位，首先一定要有足够的经济地位，要自尊、自力、自强，我非常认同。在生物课上我们解剖过麻醉的实验小白兔，看见它体内的器官组合精巧，小小的心脏还在微微跳动。我们观察过鸡蛋的三个星期孵化过程，老师从动物生殖讲到人类繁衍，带我们参观学校里浸在福尔马林液里的男女人体标本。

我们去阶梯教室学音乐，老师教我们识谱、唱歌，记得有一首歌的歌词是：“……我是一个黒孩子，我的祖国在黒非洲，黑夜沉沉不到头，西方的老爷们骑在我们的脖子上，强盗霸占了黒非洲……”，还有《三面红旗万岁》等。而我们女生私下聚在一起，喜欢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路》等苏联歌曲，当时中苏对抗剑拔弩张，苏修是我们的第二号敌人（头号敌人是美帝），这些歌曲已经被禁了。

有一次我和一个同学约好，晚上跑到学校看电视。学校只有一台9寸的黑白电视，围着好多人，在看故事片《上甘岭》。那时电视没有广告，但节目少得可怜，老电影放完后，屏幕很快只剩雪花一片。我们从学校出来，明月升起，皎洁的月光让昏黄的街灯黯然失色，宽阔的马路上车辆和行人稀少，我们听得见风吹树叶沙沙作响，满地树影婆娑。

同学到家后，我过街左拐，走过朝天宫，我家便近在眼前。朝天宫重建于明朝，是朱元璋改的名字，意为“朝见天子的宫殿”。这个古建筑群有三面高高的里外都是深红色的宫墙，围成一个巨大的广场。东西两面墙上各开三扇门，两边稍小，供人步行，中间的大门又高又宽，通行机动车辆。秦淮河紧靠着朝天宫的南墙，河水清澈见底鱼虾浅戏，倒映着两岸垂柳，清明前后我们折下细长柔嫩的柳枝编成柳帽，戴在头上，仿佛电影里的解放军侦察兵。朝天宫的正殿坐北朝南气势雄伟，古色古香富丽堂皇，在银色的月光中真切又朦胧，庄严又飘渺，宛若天外世界。儿时我带着弟弟妹妹常在这里玩耍，爬上十几层高高的台阶才到正门。那些又长又高的台阶，两边嵌着青石浮雕，是我们的滑梯，两个弟弟特别喜欢，开心地大声呼啸着爬上滑下。初中毕业两年后，我下放到江南农村（很快我的全家下放到苏北农村），之后虽然多次回宁，却再也没有进过一次朝天宫。

我们初中班上有五十几位同学，毕业后很少再次见到，尤其在我下放到祖父母的老家镇江东乡农村（石桥）之后。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依然清楚地记得一些同学的姓名和相貌，以及特征和绰号，不知她们毕业后，在那些动荡不安的岁月里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八十年代初，有一次过年之后，我和丈夫带着两个孩子从南京探亲回家，在火车上巧遇一位初中同班同学。她是列车乘务员，一见我面当时就认了出来，又惊又喜，带我们到值班室坐，端茶倒水，和我一路谈到镇江。

在我毕业前夕，全国的形势风云突变，让我非常困惑，不知将要发生什么，为自己的命运担忧，却无力改变任何事情。我和同学们互道珍重，互换一寸的黑白照片。我还和两个特别要好的朋友合影。在那张无比珍贵却不知在何时何地失落的相片里，我扎着两根长长的辫子，睁着大大的眼睛，脸颊洋溢着青春灿烂的笑容，站在她俩的后排中间。岁月如刀，经历了数十年的坎坷之后，我被它的利刃砍得面目全非。

但后来很多同学把送给我的相片索要回去，因为我没有参加运动，既不去斗走资派，也不到上海、北京串联，而是大干“投机倒把”：贩卖玉米、鳝鱼、牙枣、赤豆糊糊，夏天卖西瓜，冬天炸萝卜丝饼。我多次遇见学校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赶紧躲避，有一次被班主任在苍巷撞见。老师劈头盖脸地批评我思想非常落后，辜负了如此大好的革命形势。我低着头一声不吭，心想全国的革命形势再好，我家还是吃了上顿愁下顿，没有人管我毕业后的工作，只好心惊胆战地做点小生意糊口。

我在中学期间一直帮做小生意养家的奶奶接送货物。记得许多次冬天凌晨三点多种，我就从睡梦里爬起来，穿上衣服，送奶奶过江去乘到安徽全椒的长途汽车。奶奶贩卖的商品包括活鸡活鸭，但过江每次每人只能带三只，多带就会被没收，所以我要跟着她。我们祖孙二人肩背手提，沿着小巷朝大马路走。那些年的冬天好像特别冷，天还没有亮，人们都睡在热乎乎的被窝里，空荡荡的小巷大街阒然无声，只有我们俩单调而沉重的脚步。到了公交站，我放下手里的东西，掏出书本在路灯下看，或者背英语单词，直到看见远处连着电车的电线晃动，知道车要来了，才收起书本。售票员打开车灯、车门，我和奶奶拎着大包小包上了车。头班车几乎是空的。我们买完车票之后，售票员立刻关了车上的灯，只剩驾驶室有点光亮，车灯笔直地照向前方。我们到了又脏又乱的长途车站，我排队买到车票，送奶奶挤上车，然后便回城，在路上买一块烧饼，边啃边去学校上课。

晚上我去江边码头接奶奶回家。记得有一次奶奶没有买到车票，也没有办法和我联系。我一个人站在岸边发愁：我没有足够的回家路费，要等奶奶给我钱买票。这时走来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胖胖的身材圆圆的脸，看上去像是码头工作人员，大声问我：“天这么晚了，你这丫头一个人站在江边干嘛？！”我如实相告，他便带着我进了闸口，让我坐船回城。我非常感激，朝他笑笑，连句感谢的话都忘记说了。进城之后我挤上一辆公交车顺利地回到家。

我的学生时代在文革来临之时结束，从此再也没有走进课堂。19年后我送女儿到大港中学读初中。走进校园，看见那么多年轻的面孔，我便回忆起自己的中学时代，回忆起那异常艰苦而又非常充实愉快的三年。我知道，女儿比我幸运，她一定会实现我在学生时代的梦想。

2017年9月写于石桥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