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清华教师的忧思： 钱老之问与教育常识的缺失

--- 记念5.4：我们还需要“坎先生=常识先生”

 林章凛，清华大学

摘要：如果说回国当初对国内高校和教育体制充满了宽容和信心，那么这些年，这些宽容和信心更多地变成了困惑和忧虑。笔者发现，建国时学习前苏联大学制度的很多做法和精神，依然遗留到今天；在苏式“多课程重知识灌输”框架上，近十多年来我们又嫁接了被严重扭曲的欧美“通识教育”，演绎成目前可能将贻害数代大学生的“概论化教育”。钱老之问，其实对于一线的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有欧美学习和工作背景的工作者，答案并不复杂。我国的教育发展到今天，恐怕要更多地参考那些发达国家久经考验积累下来的common senses（“坎先生=常识先生”），不要一味自己摸索或随意嫁接，否则我们将无谓地付出更多人与社会的沉重代价。在记念5.4的今天，我们教育界每个人都有责任有意义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曾经热心教学，也得到过一些的荣誉，近年热忱重燃。前些日子开设了一门应用分子生物学选修课，目的是做一个试验，去推进一个我比较熟悉的也是国际上常识性的教学方法：基本概念教学+适量的相关文献分析阅读。说“适量”，是为了适应国情，我已经极大地减少了学生的阅读量；当年我在国外做研究生的时候，则是要完成大量的文献阅读。如同任何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分子生物学是日新周异的，当知识变成教科书的时候，早已经落伍了；而且分子生物学覆盖面如此之广，所以教怎么学比学什么知识更重要，也更现实。事实上，一个人是无法掌握任何学科的全部知识，清华图书馆的相关书我们都能看完吗？或者百度的相关学科信息我们都能掌握吗？而且只是看完，不是去创造新知识，对自己和对社会有何益处？大学教育的一个精髓，是让学生学会在需要的时候，如何去获取相关知识、如何去理解相关知识，（如果是研究探索的话）并在理解的基础上去创造新的知识。这就是“基本概念教学+文献阅读分析”教学方法的精髓：其中的基本概念教学提供了理解知识所需要的思维框架，而文献阅读分析则教导如何获取知识、如何理解知识、如何在前人工作基础上创造知识。这也是欧美国家经过多少年的探索和发展，形成的常识性教学方法，而且不止于大学，在小学也是采用的（参见文献1）。

但是几周之后，退课人甚多。因为是出于试验的目的，于是和学生恳谈，得到的信息总结起来，是学生们最喜欢两类的课程，要么是老师已经消化好的、按部就班授予的课程；要么是概论性的课程，大家听听高兴就是。前者可能适合于极少数经典基础课如微积分，但若在大学是大规模的施行，则危害不言自明（参见文献2）。我要着重说几句后者。大学的课程中，按常识和先进国家实践，有极少数概论性的课程，特别是对非本专业学生的教学，是合理的。但是以我的观察，大学专业相关课程的“概论化”，近年来至少在清华其趋势是明显的(清华学生称之为“水课”)。这种概论化的教学，在灌输式教学害处之上，还滋长着一种肤浅和浮躁，伤害对学生基本职业精神的培养。

我们能怪学生吗？恐怕怪不了。当我看到他们的课表，我理解。一个学期上这么多的课、这么多的作业。他们有空去好好看文献？何况看文献的习惯与能力从来就没有培养成过。问题的一个根源其实在于我们大学的教育安排，是一种家长式的安排，一种婴儿填喂式的安排。似乎我们唯恐漏教了什么，就像是对待一个3岁小孩的家长，唯恐忘了给孩子补各种维生素。如果我们是养育孩子，到了20岁上下我们在生活上依然去填喂而不鼓励自立，我们能预期这个年轻人成长么？如果我们是培养厨师，教完基本功，却每道菜谱都做好再给学徒，我们能培养出好厨师么？那这样的大学教育安排，我们又能预期培养什么人才？

这些问题，首先是建国时学习前苏联大学制度而生产的。我曾经委托一位学生做过清华课程的调研与比较，发现当年很多做法和精神，特别是基于专业细分的全面灌输式教学，依然遗留到今天；以我个人的本科学习经验，今天的学位课程安排与1980年代在安排上也并无本质的改变。事实上，这种苏式安排，还贯穿了我们幼儿园到中学的教育，而且愈演愈烈，但且按下不表。

在这个专注知识灌输的苏式框架上，在大学教育上近年来我们又嫁接上了被严重扭曲的欧美“通识教育”。笔者曾在美国大学担任过本科生的助教，也和本科生一起上过课（美国的研究生课很多是和大四一起上的），对欧美的大学教育有所感性认识：欧美的通识教育，本质上是基于宽基础的高水平教学，即专注于少而精的宽专业范围的基础课程的严格和拓展性教学（比如面向生物类学生和医学院pre-med考生的“生物化学”课）。我们的“通识教育”， 却在不舍苏式多课程重知识灌输框架前提下，演绎成了目前日益泛滥的多而粗的“概论化教育”，包括专业相关主干课程，一个最常见的现象是课程不变，全面压缩学时。连当年苏式教学尚对主干课程知识深度本身的严谨要求，也被丢掉了。我们“通识教育”的怪兽，就这么嫁接出来了。

其实这就是钱老之问的一大部分答案。对于一线的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有欧美学习和工作背景的工作者，钱老之问，并不那么复杂。

若干年前，曾经和一位主管教学的同事聊天，我提议，我国国人最善于试点。清华化工系与MIT化工系渊源一直很深，而且MIT化工系毫无疑问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我们可否申请做一个试点，直接学习MIT化工系的本科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把专业相关课程数量降下来，把每门课的深度、质量和拓展度提高【附注：若干清华化工系的高材生（本科生）曾在我面前评论某些本系的课程甚重，我笑言到了美国你才知道这是小巫见大巫。果然，去了美国再回来拜访，没有一个人不在课程学习上脱一层皮的】。 可惜，这场讨论无疾而终。

论经济和社会的文明程度，作为现代国家毫无疑问我们还在发展中。原则上，我们需要学会节约社会资源和每个人的生命资源地去谦卑地学习别人先进的地方，或者说“跨越性发展”。如一个谚语说的，圣者善于从别人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智者善于从自己的经验中吸取教训，而愚者却只是一错再错。在经济界，从市场经济到中央银行制度，我们似乎学得早，学得相对比较好；甚至于近期PM2.5管制问题上,也从初期的不情愿与抵触，迅速转变到开明地决定与世俱进（参见文献3）。但是从足球到大学教育，我们却似乎不断演绎着某些“愚者游戏”。而且，近年来我们的社会似乎有些忌讳去讨论人类文明的共同规律和常识。其实，我们的社会应该有自信去讨论和吸收这些共同规律和常识。从分子生物学水平上，中国人的基因组和别国人大同小异；从地理位置上，我们生活在这唯一的地球。这些决定了中国人可以有个性和特色，可以有权走自己的道路，却不可能也不可以违背那些人类在这个星球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常识。我国教育、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今天，恐怕要更多考虑人类文明发展积累下来的common senses, “常识先生”或“坎先生”。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民族必须过的一个坎。否则我们将付出“愚者”的沉重代价。对于大学教育：建国初期我们几乎“整体引进”了苏式教育制度，为当年我们快速建立起基础工业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强调科技创新的今天，也许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及时遏制目前有害的概论化“通识教育”，整体引进欧美真正的通识教育，至少是在专业直接和间接相关课程安排上，不要以中国特色为理由在行政层面上随意嫁接。

在记念5.4的今天，我们的教育界的每个人都有责任和意义去思考和推进。

最后，这里以一位科学界的退休高级官员和著名科研工作者在一次小型会议上的肺腑之言结束本文（大意如此）：

中国科学界的很多问题，其实很好解决，很简单，就是先直接引进发达国家的久经考验的做法，再与中国国情稍加结合。不要一味地自己摸索。

参考文献：

1）顾小北. 《实拍：美国小学生课堂真实状况》，http://i.feixin.10086.cn/feed/8372vbrxyt6v6?regid=405670；或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a1cb27010105w1.html.

2）钟道然. 《我不原谅:一个90后对中国教育的批评和反思》.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3）PM2.5相关新闻与博客：http://news.sina.com.cn/c/2012-01-06/023623753646.shtml；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651918&do=blog&id=506174.

后记：笔者对本文持续做了若干的修改和调整，这此过程中参考了部分评论者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对本文的贡献，这里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