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搞好工作，我的四弟被电打死，我都未请假。那时，我总是把所有精力放在工作上，往往都是废寝忘食，从早上到晚上就是干，从未有向困难低头，总是信心百倍地克服一切困难，解决困难，从来未有把困难上交给领导，增加（领导）麻烦。我总是这样想的，所谓困难，所谓先进，先进是从困难当中磨练出来的。例如，我们三人一同上班，产质量都是一样的，那么要先进，咱们三人都先进，要不三人都不先进。既然是先进，在各方面你都要比其他人要突出，否则都是一样的。

那时的我任劳任怨埋头苦干，我有我的目的。我并不是重新要当官，因为我未下车间前就是官，是我要求下车间的，但是我的目的是想再上个台阶，见见我们伟大领导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未想到运动初碰上上述几个人，他说我搞什么江南一枝花，发动群众向我多次提意见，有人就趁着这个机会，添油加醋，尽量夸大，处处是反其道而行之。例如：为了激发大家好好学习，在学习会上说到了“人不学不无物”这个成语。有人就（诬）说人不学不如猪，这样大家说我说他们不如猪；又说我在硬干，不护小孩和家住远的同志。那时，我组有五十人左右，每人都有个人指标，而且小组又是按个人指标，按照人员定任务的，大家每人500双。连我的小组长也是500双，我不但要完成我的500双，而且要保证全组之人都要完成任务，才算我完成厂里的指标。一天只要有几个人请假或有事来不了，那就麻烦了。例如，一天有五人请假，这五人的指标任务就要在上班的四十五个人带完成，否则全组任务就完不了。一组任务完不成，全厂任务就完不成，因为那时工作是流水线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保证完成任务，只有发动大家加油干，上班的正常时间干不完那就要加班。那时我是这样安排的，家住远的及有小孩的人们则少加一点时间，剩下的任务就只有青年人带头干完。如果他们一点都不干，那么这些人就要干一夜，他们干一点，那我们也要干上好几个钟头，（我们）还要搞节约活动和其它义务劳动等。

我（那时）不是党员，那是（因为）我调动单位太多，二是那时的我没用提出什么（政治）要求，三是机会不好，因为六十年代地方不发展，否则，那时（个人的）组织问题也解决了。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我觉悟比一般共产党员要高的多，这不是我在讲大话。

运动期间，为了工作和三位领导干部争吵两三个小时，我一贯坚持真理，办任何事情都是实事求是，从不抱大腿。但受尊重的领导我也非常的尊重他。那时，一气之下，中暑又发高烧，平时精力就不好，体重大约只有80多斤，那时我正像一盆炉火正旺，他们把一盆凉水倒到炉里，差一点就全部熄灭了。这时，厂长吕*照同意并又通过市里批准，把我送往巢湖半汤疗养院进行疗养治疗。那时头上没有辫子，屁股没有尾巴，否则的话那就给他们整死了。工作队也不同意我去疗养，不整死我也就不错了。在疗养院正处运动高峰时（一九六六年七月八号入院的），院里也有两派，医生是屁派（指主动学习进步的人），疗养员也是屁派，想捞一点好处，想多住一程。我的医生是积派（被动不进取的人），那我也是屁派，看到那些不合理事情就控制不住，头顶都冒火。院里经常发生纠纷，也闹得不可开交。那时候的我，走路都杵着拐杖，戴有色眼镜，就是火车上的灯光（都不能让我的）眼睁开，那时好多人都认为我非死不可。一天只吃二两饭，有时一点都不能吃。体重只有八十来斤，在做水疗时护士都在我旁边看着，怕我做晕掉。在院里经常晕过去，每天早晚两针，有时还要吊水，又有好几种慢性病，如肝大脾大，慢性胃炎，神经官能症，胃肠神经功能症，神经衰弱，慢性结膜炎等慢性疾病，这都是积劳成疾而造成的。就这样，我还做学习毛主著作的老师，每星期还给大家上两三次课，每逢节日还帮医院里出特刊等活动，义务活动。那时厂里很多人都认为我不能活，在半汤疗养九个月无效。经市里又把我转到青岛中国纺织工人疗养院进行疗养，治疗二百一十天基本治好时院里又特地派人送我到南京进行检查，医护人员对我十分关心和照顾，在半汤时我也写过一封信给厂领导和厂全体同志们。（本章未完）

作者：费瑞发，省劳动模范，省人大代表，中共党员。又名费子圣，一九三三年出生于安徽省肥东县三十埠乡梅小郢。祖父：费家元，祖母：何氏，曾祖父：费华龙，曾祖母：赵氏。父亲费翔余，母亲，何朝英，旧时代贫困人民。作者因博学多识、思维细密周全、业务能力强，在那个年代获得同事、公众的广泛拥护和认可，也是群众眼中口中的“无冕博士”，一九六三年被选为安徽省劳动模范和安徽省人大代表。长期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全身心实践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集体发展理念。耋耄之年，仍不忘奋斗，令精神延绵以冀传承。 转载授权联系 sunxch@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