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九六一年回合橡厂，志愿去车间做缝纫工作，这也是个缘分，该厂派人到青岛去培训，那时我在新光白铁社做营业员，我就向合肥轻工业局提出我也要去，后来局里考虑我已婚，家中生活负担重（不想）使我失望，所以到该厂这是缘分。进厂后领导又叫我担任组长，一个组正常都有四十余人，最高达到五十余人。我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不仅自己和大家指标一样的指标要完成，而且还要保证全组四十余人的指标都要完成，要这样才能算我完成任务。（这样）打破了多数人对我的印象：他长期在外游山玩水，下车间是做不下来的的。下车间是我自己要求进来的，为什么我会做不下来。路是我自己选的，抓紧时间拼命带头工作。例如有一次从家里去厂上班，走在去厂的路上小便急了，刚到门口就拉铃上班了，我就赶去上班，坚持到中午下班时间，オ去方便。后来我去问医务郑大夫，他说这样对身体没有什么影响，最好不要这样做。上班时从不谈笑，埋头苦干，不久后我（业绩）不但赶上一九五八年在青岛培训过席时乾和罗其柱两同志，而且还经常超过他们，这样领导对我有了信任，群众也看得起我，使我每个季度都能评上先进生产者，工会积极分子，合肥市先进生产者，和合肥市毛选积极分子，并于一九六三年又荣获安徽省劳动模范。为了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期望，为了更进一步地将工作做好，为此我所在小组通过大家讨论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例如：三讲三不讲，三下三不下，三光四不交，二十个不准并制定一些劳动竟赛和组织措施，如对手赛，决赛，四大长，八大员等一整套管理方法。

三讲：有意见对领导讲，当面讲，生活会上讲，那时每个星期开一次生活会。

三不讲：对国家，对集体，对人民不利的话不讲。

三下三不下：任务不完成不下班，交接班不交好不下班，返修不修好不下班。

三光：日光灯光，机台光，地下光（讲卫生）。

四不交：半成品不检査不交，个人不检查不交，不合格不交，返修修不好不交

二十个不准：这个措施主要是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根据小组各种情况包括产量，质量，节约，思想，以及各种社会活动和安全通过大家讨论，通过领导审查制定的。

（1）不准上班不戴工作帽和交头接耳谈笑，以免发生安全事故。

（2）不准忽视质量光抓产量，以免造成浪费。

（3）不准把小孩和他人带入车间，谨防万一。

（4）不准把线用不完就换，造成材料浪费。

（5）不准随地吐痰随地倒水，以免影响卫生及质量。

（6）不准把衣服和饭碗乱放，以免影响整洁

（7）不准把筐子乱放，以免影响工序整洁。

（8）不准随便开马达和接皮带，以免发生人生事故。

（9）不准迟到早退旷工，影响工作。

（10）不准不服从分配，减轻怕重。

（11）不准在生活会上大吵大闹，以免造成不团结现象，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12）不准下班不关好门窗，谨防万一发生不良事故。

（13）不准在车间及车间周围吸烟，以免发生火灾。

（14）不准在车间吃饭，以免影响卫生影响质量。

（15）不准不参加任何大小会议，以免使自己既受不到教育又达不到帮助

（16）不准浪费各种材料，给国家造成损失。

（17）不准私占公家东西，造成公私不分。

（18）不准不记个人指标，以免影响任务核算。

（19）不准不带机帽，以免损坏机器。

（20）不准在公共场所争先恐后，以免影响公共秩序。

八大员：生产调度员，质量调查员，工时考核员，工具保管员，安全卫生员，材料管理员，生活福利员。

另外还成立一个突击组并选定组长和组员。还成立一起家庭访问小组，也选定组长和组员。突击小组的任务：主要是做小组里没有完成的任务和社会活动家庭访问小组的任务：主要负责去小孩多负担重还有生小孩及生病的家庭访问，为他们做一次家务。

我每年四个季度所得的奖金几乎全部做访问经费。那时我总认为，（不论）到什么时候合理的规章制度总是要的，而且还要坚决执行，还要从严。我三十年前有一次在上海丢掉一张小糖纸就罚款五毛的，还有一次我们的小车到十字路口停车只超过一点停车线，警员就提出警告，还有一次我大女婿开车突然（被）罚了十元钱（因在驾驶室吸香烟罚的）。我到青岛疗伤等床位，我在上海住三个月，在这时间内，我几乎杵着着棍子在外面跑，没有见到一次交通事故，（这是六十年代）这都是交通管理从严取得的成绩。

因为人的觉悟不一样，知识也不一样，全靠自觉去做好工作，没有一些规章制度约束，我认为是不行的。

我们每天都要干十几个小时，有时都干ニ十多个小时，原因是为了完成任务。除完成厂交给我们的各项任务外，我们还主动地做一些社会活动和节约等工作。例如我们全组每个人都有一把大剪刀，一个小叶布，长球鞋的护趾布样板，还有一只铅笔。就在早上班、晚下班的时间里，从裁断废布堆里找出中底边角料，因它是一层布，小叶布是两层布，这样我就私人拿钱去买面粉打成浆糊，下班后就像做鞋帮一块一块把它糊起来，放在机台上晾干，再用样板划出来用剪刀剪下来。我组在那几年中，共为国家节约棉布4000多公尺，我们剪好的布件一一交给裁断小组。打收条给我们，然后拿着收条送给财务科进行计算而不是凭空想象的。因为这些小布都是用大布剪下来的，我们小组每人剪出的数字专门有人收，记上记工簿，所以我组在评比先进生产者时，做每人总结就好做，（因为）小碎布都是我们少数人利用星期天和早晚从裁断废布堆里一块一块找出来的。那时，我们是没有什么星期天的，有时星期天还去农村帮农民割麦割稻等事情，做到工农联盟，并去生病的同志家中进行访问。并且开荒种菜，收到的菜无享，交给食堂改善大家生活，我本人是将厂里的则所卫生全包下来，每天早晚打扫，有时我们突击小组也打扫，厂里好多杂事，我们总是包下来。有人说老费这脑子怎么这么灵，人家未想到的事，他都能想到来带头去做。我不是脑子灵，我是好动脑筋，我是想将工作做得更好一些，给国家、给人民多创造一点财富，来报答党和国家给我第二次生命，所以我幸勤劳动十几个小时的。一天后，在晚上睡几个小时之间，还要想到明天需要做哪些事情，我怕忘记就放一个日记本和一只铅笔在我的枕头边，一想到就起来用笔记在日记本上，第二天就照样去做。

钢刀不磨生黄锈，脑子是越用越灵，越不用就越笨。这是一点不错的。不过，我仅是一个高小未有毕业的人，私塾仅上四年，也叫家务纠缠不可开交，也未有念到什么书。我硬学硬干，所以用脑过多，往往造成头疼头晕。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任务，我经常用小手帕将头扎起来干，小病基本不休息。有一次，我请十五分钟假，还感到不偷快。为了工作，我有次下午三点钟才知道未有吃中午饭，那时中午是半个小时吃饭，就在这个时间内我还能剪一会小页布和护趾布，给国家节约棉布。走起路来总是跑，那时我们的车间是在合肥电焊条厂，共有一个搬运工将鞋帮用平车送往厂里，有时搬运工人不在，那我就拉车送帮子。

我一贯有识大体顾大局的精神，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还重。那时也经常支援灾区粮款，六十年代一次支援灾区10元，全厂是很少的，那时我的工资仅仅是40元一个月。其实我自己家中也是十分困难的，但比灾区要好一点，为了给大家方便，我自己拿钱买了铁钉在合肥市公共所墙上钉了钉子。大家都知道厕所不是地脏就是湿，这样男女在解大小便时就可以将包挂在钉上，否则就要把包放在厕所地上。我经常回家时路过二十埠东头斩龙岗这个地方，坎子比较高。拉煤的农民又是饿肚又是车重又是上坎，在这个时候十分有困（难），我只要碰到，总是要帮他将坎子推上去。有次老天下大雨，还是冬天，我带一双皮鞋，（但）舍不得穿。赤了脚走到这个地方碰到一位农民拉煤，我仍然帮他（把）车子推上去，我总是觉得是应该的。

在厂里一面工作一面写稿子表扬好人好事。有一天，我就写了30余篇短小精干的稿子，每逢节日我总是编写稿子和抄写各种稿子，每逢运动我总是站在前列，向坏人坏事作不疲倦的斗争。我为人处事一贯是襟怀坦白，从不戳尖捣鬼，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皮笑肉不笑，笑里藏刀。我一贯是刀子嘴豆腐心，从来没有坏心到人，处处都以理服人，从不欺上压下，但受尊重的领导，我也非常尊重他。我总觉得领导就和家长一样。他总希望被他领导之人都好。不如我的人我也非常看起他，我对既有知识又有各种水平的人，不尊重事实，歪戴帽斜插花，那我是不放过他，跟他一干到底。但我一生从未和别人打过架。我跑遍山南海北也没有跟人打过，这就叫有理走遍天下。

作者：费瑞发，省劳动模范，省人大代表，中共党员。又名费子圣，一九三三年出生于安徽省肥东县三十埠乡梅小郢。祖父：费家元，祖母：何氏，曾祖父：费华龙，曾祖母：赵氏。父亲费翔余，母亲，何朝英，旧时代贫困人民。作者因博学多识、思维细密周全、业务能力强，在那个年代获得同事、公众的广泛拥护和认可，也是群众眼中口中的“无冕博士”，一九六三年被选为安徽省劳动模范和安徽省人大代表。长期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全身心实践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集体发展理念。耋耄之年，仍不忘奋斗，令精神延绵以冀传承。 转载授权联系 sunxch@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