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医伍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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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傍晚得到《国士无双伍连德》一书，一口气连夜读完，不知东方之既白。在我的阅读经历中，如此阅读激情只有小学读《李自成》大学读金庸差相仿佛。这本并不以文笔胜的传记应该成为每一个中国医生，甚至每一个中国人的必读课本。伍连德给中国医学和中华民族带来的恩惠，前既无古人，后恐亦无来者。以下将断续写点读后感。
 
    一.鼠疫中的中医
 
    了解鼠疫中中医的真实表现其实是一件沉重的事。
 
    鼠疫究竟有多可怕，我们先看看历史。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是査士丁尼大鼠疫，自6世纪中叶绵延至8世纪，夺去欧亚大陆上亿生灵。第二次自14世纪中叶始延续300年夺去欧洲大陆近一半人口，当时称之为黑死病。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始于19世纪下半叶，从云南、孟买发源，最后汇聚于北满，其后有山西鼠疫，东北第二次鼠疫，以及欧亚非其他地区鼠疫，直到20世纪三十年代才销声匿迹，全球死亡达数千万。从公元541年到1941年链霉素大量生产使人类掌握了制胜武器为止，人类在鼠疫面前进行了惨烈而无助的抵抗。每一次鼠疫大流行都彻底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转载者注：全人类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医，无论东方和西方，但都没有在瘟疫面前起作用。本文中所说的西医，指的是源于西方通行全世界的现代医。西方民族同样也有传统医，但已经被现代医所取代）
 
    1910年的东北大鼠疫是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一个关键环节，这次鼠疫与历史上鼠疫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是腺鼠疫，死亡率大约70%，前者是肺鼠疫死亡率100%。伟大的中医发展到此时，它关于瘟疫的理论已经达到无法再进半步的境界，以《伤寒论》和清代温病学说等“博大精深”的绝世武功所武装的中医在这场惨烈的鼠疫抗战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很惊讶，腐朽的清政府一开始就采取了无比英明的决策，委任回国不久年仅31岁的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主持东北防疫工作。这个名衔很大，其实当时的西医极少，伍连德上任到哈尔滨只带了一名学生，整个哈尔滨没有一名华人西医。清政府举全国之力后续派来支援的西医也只有协和医院、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和北洋医学堂总共二三十名西医。以这一点人来对抗史上最牛鼠疫这才真正无异于一把细沙投入洞庭湖。伍连德行使钦差权力征集警察和部队之外，也召集了一批中医（包括自愿参加者），对这个杂牌防疫队伍进行了简单培训后投入了中国史无前例的抗瘟疫战斗。至战斗结束，根据伍连德的统计，其中哈尔滨防疫队伍的殉职情况如下：20名医生殉职1名（即法国军医迈斯尼），殉职率5%；29名医学生殉职1名，殉职率3.5%；中医9名殉职4名，殉职率44.4%；检查员31名殉职2名，殉职率6.5%；警察688名殉职30名，殉职率4.4%；卫生队206名，殉职11人，殉职率5.3%；骑警80人殉职5人，殉职率6.2%；救火员20人殉职5人，殉职率25%；杂役550人殉职102人，殉职率18.5%；厨师60人殉职4人，殉职率6.7%；救护队150人殉职69人，殉职率46%；士兵1100人殉职63人，殉职率5.7%。总共2943人，297人殉职，殉职率10%。长春166名卫生防疫人员殉职，其中中医死亡率达54%。中医在这场鼠疫大战中并没有退缩，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崇高医德，其群体之所以死亡率比西医甚至其他杂役都高，主要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西医理论不信邪，经常不戴口罩，喜欢切脉，没有消毒意识等。不知是否应该庆幸，当时清政府没有召集全国更多的中医力量参加这场鼠疫战斗。
 
    如果说第一次东北鼠疫中中医谱写了一曲悲壮之歌的话，第二次东北鼠疫中的中医表现就是一场闹剧了。第二次鼠疫发生在十年之后即1920年，这十年中伍连德一刻也没有放松，他创建并领导的东北防疫总处艰难维持，十年磨一剑，终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一次防鼠疫委员会没有征召中医，只是要求中医们一旦发现疑似病例立即通知防疫总处。可是，传来连续几名中医死于鼠疫的消息。伍连德调查了几家中医诊所，这些中医们要么辩解所接诊病人按中医理论不是鼠疫，要么收了诊金要养家糊口，都交给防疫总处的话他们的收入怎么办？伍连德此时已不是钦差，说的话不起作用。于是去找中医的组织“中医研究会”。这个研究会是中医刚自发成立起来的，豪言要消灭瘟疫。伍连德摆事实讲道理，试图和那个老中医会长解释清楚鼠疫的危险性和防疫的重要性。但是，老中医根本听不进，坚持瘟疫不可怕，按中医理论可以扑灭这场时疫。伍连德无法取缔这个中医研究会，闹到市政府。不料当时市政府也以维稳和和谐为目标，竟然要支持中医研究会，还成立了中医鼠疫医院，选用12位名医，研究出了几个“秘方”，同时不忘从无比紧缺的防疫经费中划走4000元。4月1日，不错就是愚人节这一天，哈尔滨中医鼠疫医院隆重开张，各界名流纷纷道贺不提。应中医要求，伍连德送来10名经西医确诊的鼠疫病人。5天后没有消息，伍连德以为伟大的中医真的创造了奇迹，拟亲自再送10名患者过去。就在此时，中医院送来一封言辞谦卑的信，上次送的10名病人全死了，不要再送了。伍连德这才到各中医诊所宣布政府命令，诊所早已纷纷关门，那个中医研究会的副会长不知去向，几天后在街上发现他的尸体。原来他也不信邪在给病人看诊时被传染，尸体被妻子抛到街上，可怜一代名老中医，落得如此下场。中医的“添乱”正像王澄先生的妙喻：“就好比全世界的医学队伍汇合成了一个装甲兵团和疾病作战。突然，边上跑出来一队部落骑兵，手里挥舞着弯刀，嚷嚷着要帮助参战”，唉，沽名钓誉不要紧，又何必赔上卿卿性命。通算两次鼠疫中，各地中医参与防疫的约200名，死亡80名，高达40%，原因竟然主要是拒绝戴口罩。中医博大精深的四诊合参和辨证论治在这场大瘟疫中没有起到丝毫作用（这也印证了我的“《伤寒论》的现实作用为零”的论断）。
 （转载者注：“原因竟然主要是拒绝戴口罩”，口罩不属于中医，中医没有细菌、病毒等概念，戴口罩干什么？凡戴上口罩的中医生就已经不是中医生了。）

    二.鼠疫斗士
 
    “鼠疫斗士”是伍连德的专用称号，过去1400年固然没有人获此殊荣，今后也不必有，因为鼠疫已被现代医学彻底征服。伍连德晚年用“鼠疫斗士”作为自传的书名，作为医生的成就感无以复加，也当之无愧。
 
    1910年12月，哈尔滨出现大规模鼠疫。其时，日俄双方均向清廷施压，要求独立承担北满防疫。而现代医学仅在16年前（1894年）才由日本北里柴三郎和法国耶尔森从香港病人身上发现鼠疫的病因“鼠疫杆菌”，尚未发现或发明有效治疗鼠疫的药物。伍连德临危受命，以“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的钦差身份，仅带一名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尚未毕业的学生于12月24日晚来到哈尔滨。他会怎么做？
 
    在此前，已有2名北洋医学堂毕业的医生在哈尔滨瘟疫中心地带傅家甸（24000名居民）开始防疫工作。他们受到的是法国观察医学的教育，观察症状虽认识到是肺部的瘟疫，但无法查明病因和鼠疫联系起来。另外，号称东方巴斯德的北里柴三郎则是拘泥于实验医学的方法，他早已派学生在东北研究解剖了四五万只老鼠，却没有分离出鼠疫杆菌，因而不敢断定这是鼠疫。伍连德受到的是最先进的英美医学教育，临床和实验兼顾。他首先从观察判断是一种新的鼠疫，后命名为“肺鼠疫”。于到达疫区的第三天即12月27日，伍连德在傅家甸的贫民窟里实施了中国医生的第一例真正的人体解剖（在其大力倡导下，三年后北洋政府通过了中国第一部解剖条例），显微镜下看到了器官切片中的鼠疫杆菌，三天后细菌培养基中长出鼠疫杆菌团证明血液中存在活的细菌。仅几天时间，伍连德证明了哈尔滨流行的是鼠疫无疑。
 
    仅仅证明是鼠疫并不能解决问题，伍连德第二步做的是流行病学调查，竭力要弄清楚传播的环节。2012年1月2日，清政府派出首批增援人员，只有1名，北洋首席医学教授法国人迈斯尼。他和伍连德之间发生重大分歧，伍连德认为哈尔滨冬季并没有老鼠的大量活动，且日本人的实验没有从老鼠分离出细菌，这次鼠疫是一种新的类型，以呼吸道传染为特征，因此隔离是控制鼠疫的重要措施。而迈斯尼坚持认为灭鼠才是迅速扑灭鼠疫的唯一重要措施，与老鼠是否带菌没有关系。这种分歧其实质是法国观察医学和英美现代医学两种医学模式的不同。非常难得的是，清政府选择了更先进的英美医学，拒绝了迈斯尼要求主导防疫的要求。迈斯尼不理会清政府指令，自行抗鼠疫，1月5日到俄国铁路医院检查病人，1月8日被染，1月11日死。他殉了他的道，死得其所。迈斯尼是哈尔滨防疫队伍中唯一一个死亡的西医医生，他死后再也没有医生敢要求出任总指挥。
 
    伍连德没有高深的引经据典，辨证论治。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戴口罩，一种他设计的“伍氏口罩”；准备了大量消毒用的硫磺和石碳酸；将鼠疫流行中心傅家甸全面隔离；建立医院分诊病人；征集中医、警察、义工等进行培训；阻隔关内外交通等等。尽管如此，哈尔滨鼠疫死亡持续上升，死亡气氛到处弥漫。到底还有什么环节没有考虑到呢？1月28日，伍连德来到傅家甸坟场，数不清的棺材和尸体停放在露天长达数里，这就是原因了，坟场是鼠疫杆菌的天然冷藏柜和培养基。伍连德作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焚烧尸体。但是当地政府和乡绅都不敢附议，电报朝廷。1月31日圣旨到，奉旨焚尸，大火烧了3天。第二天日死亡人数就从183人降到168人，此后逐步下降。这次大规模焚烧尸体被公认为是东北鼠疫防控的转折点，也是历史上第一次。
 
    1912年3月1日，哈尔滨鼠疫零死亡，距伍连德到达哈尔滨2个月。假如不是伍连德，以肺鼠疫100%的死亡率和烈性传染特点，东三省乃至中华民族极有可能遭受史记所无的灭顶之灾。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医生惠及我华夏黎民百姓如此之深者，千古一医，舍伍连德而其谁！（待续）
 
梁启超回顾晚清到民国五十年历史时曾感慨：“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即伍连德）博士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