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是世界各国政府治理面临的顽症,也是中国老百姓每年全国“两会”期间最关心的话题。十八大以来,中央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中国的腐败究竟有多严重?如何遏制“一把手”腐败?反腐败如何做到“治标又治本”?纪委是否应该垂直管理?谁来监督纪委?
2014年7月24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反腐败与国家治理”研讨会在人民大学召开,国发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基于2000-2014年中国厅级以上贪官数据库,介绍了人大国发院第一份反腐败研究报告《如何治理“一把手”腐败?》。同时,来自北大、清华、人大和中央编译局的反腐败研究专家与学者,就上述热点话题展开了思想交锋和政策激辩。
这份由人大国发院副院长聂辉华教授和人大国发院研究员仝志辉副教授共同撰写的2万字报告,首先对中国的腐败程度做了一个定性判断。报告认为,腐败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中国的腐败绝非孤例。作者将1995-2013年透明国际的“腐败感受指数”和世界银行的腐败指数进行了跨国比较,认为中国的腐败程度在全球170多个国家中处于中等程度,属于比较腐败的国家,并且近年来有略微恶化的趋势。
鉴于党政“一把手”腐败问题尤其突出,人大国发院的反腐败研究报告聚焦于如何减少“一把手”的腐败。聂辉华及其助手通过手工收集整理了2000年到2014年3月底所有公布的厅局级官员腐败案例,包括367个厅局级以上官员,其中担任“一把手”职务的有219名(占大约60%)。他们归纳了这些腐败的高级官员的重要特征:(1)在367个厅局级以上腐败官员中,有172名官员(47%)曾包养“二奶”,有44名官员(12%)曾在政法系统任职,属于“执法犯法”,有24名官员(7%)曾在中央任职,63名官员(17%)曾在国企任职。(2)大部分腐败官员的学历在大专以上。其中,大学本科占37%,硕士占42%,博士占9%,“海归”占3%。(3)从性别上看,女性占全部厅级贪官的3%。(4)特别是,就219个党政“一把手”腐败案例而言,党委、政府、交通、司法以及国企等部门的“一把手”更容易腐败;博士有13个,占6%左右;女性只有3名,占1%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聂辉华和仝志辉认为,反腐败没有奇招异数,也没有终南捷径。他们开出的“药方”可以总结为三句话:限权是基础,监督是关键,激励是保障。反腐败的最终境界,是让政府官员“不能贪(限权)、不敢贪(监督)、不想贪(激励)”。
在限制权力方面,人大国发院报告建议:(1)减少各类行政审批权,从而减少“一把手”的审批权。政府应该逐步减少各类不必要的行政审批权,以及对市场行为的微观干预权力,才能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减少“一把手”的自由裁量权,缩小留给“一把手”的“候选清单”。在人事任命方面,可实行“差额提名”,每个岗位至少提供2个候选人;对拟任命的职位施加技术性限制条件;未来可试行让全部党委常委拥有干部提名权。(3)强化对重大决策权的事前约束。
在监督权力方面,国发院报告建议:(1)加强自上而下的监督,推进纪委系统由半垂直管理向全垂直管理过渡,加强对“一把手”“八小时之外”的监督。(2)加强自下而上的监督,通过严格考试制度,公开候选人的分数或票数,减少用人腐败;及时公开招投标信息和结果,减少项目腐败;通过公开财政收支细目,减少“三公”腐败;通过公示官员财产,减少隐性腐败。此外,要加强舆论监督,特别是新闻媒体监督和网络监督。
在提高激励方面,国发院报告建议:(1)实行现代“品位分等制”,对一些低级别职位上的官员给予更高的权力、待遇和地位的级别,给予“一把手”官员更加全面的激励和更加稳定的职业预期。(2)适当提高“一把手”的物质保障水平,在休假、住房、医疗以及离任待遇等方面创造较好的工作环境,减少其受贿机会,提高其腐败成本。
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主任何增科、人民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周淑真教授等知名反腐败研究专家,以及北大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兴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朱旭峰教授等专家学者对人大反腐败研究报告进行了精彩点评,并就反腐败的有关热点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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