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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教师收入分配的“工分制”
又到年终了。每到年终,院里的本科教学干事、研究生教学干事、科研干事总要分别给每一位教师发出email,要求他们把这一年中的教学工作量、科研工作量报给他们。这里的教学工作量包括:给研究生或本科生授课或实验的课时数、学生人数;指导做论文的研究生数、本科生数、本年度毕业的研究生数等等;科研工作量则包括科研项目、到帐的资金、发表的论文(非SCI、EI的不算)及刊物的影响因子等等;当然还有得到的奖励等。这些干事们就把这些汇总起来,报给院里的领导,院长和书记再根据院里的收入(包括从学校里分得的和院里自己创得的)和该年全院的总工作量计算出该年的“工分值”。这与当年人民公社生产队记工分及按工分分钱是一模一样的。
当然,与当年生产队队长和会计拿固定工分,真正记工分只是社员一样,院里的领导和职员拿的是固定的工分,记工分、吃工分的只是教师。许多单位教师工资的构成中不变的只是基本工资和与基本工资相关的补贴,而所谓岗位津贴只是一个虚数,实际拿到的数目是按工分分配的。
这样的分配制度,看上去确实是“多劳多得”,“好处多多”。有哪些好处?
它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科研积极性”。在学校里,教学工作量基本上是一个常数,它只随学生与教师数量之比有关。相对于教师对收入增加的希望而言,这种微小的变动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教师要想增加自己的收入,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做“科研”、多发文章、多申请到各种基金。
只有多发文章,才能够多得到各种项目基金的资助,也才有可能得到各种奖励,也才可能申请到各种“重点”。文章多了、项目多了、奖励多了,对于学校而言,原来基础较差的学校可能申请到更多的硕士点、博士点,原来基础好的学校则可能多争取到各类重点,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国家实验室等等。这对于学校是最大的好事,对于学校提高在各种排行榜上的座次也都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所以,自从九十年代以来,这种对于教师收入分配的“工分制”迅速推开,各类高校推行工分制的积极性远非执行教育部指定的任何一项官方指令所可能比拟。因为它不是上级硬给学校领导的外力,而是各学校领导出自内心所希望推行的制度。有了此项制度,广大教师“不须扬鞭自奋蹄”,为了自己收入的提高而百倍努力,日夜奋战。
我们的教师本来都是一些聪明人,只要有考核指标,他们一定能够想办法达到高标准。“新东方”只是一个小小的范例。在教师们的努力之下,各种“科研成果”当然大幅度提高了产量,科学论文的数量及“影响因子”均有大幅度的提高。
对于“科研”上付出的努力,其效果虽然不是“立竿见影”,却也是容易在几个月最多一两年内可以看得见的。而且,确实有人名利双收了。更吸引人的是这种名利双收还是复利,有了名就有利,利多了,更可以去买名,这样,利打利、利滚利地往上翻。这样的吸引人,谁还不努力呢?况且,工分制是“一块蛋糕”的分配办法,有人多拿了,就有另一些人少拿,谁愿意少拿?不想少拿那就要拼命努力。
教师们在拼命努力,社会对学校特别是大学教师的评价却越来越负面,这两个都是事实。其原因何在?
教师毕竟不是流水线上作业的工人,他的工作不是单一的。他也不是精力无穷的超人,他无法对所有的工作都付出无穷的精力。
如今的各种“工作量”是用数字来表达的,学校的各级领导就是用这种可以用计算机管理的量来管理学校的各项工作。教师们的拼命努力,就是为了尽可能的把这些数字搞上去。他们在拼命努力搞上去这些数字的同时,不可避免的忽视了那些无法用数字表示的工作。而这些无法用数字表示的工作,却恰恰是教师最重要的事情。
本人自从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到前几年退休,做了四十多年教师,其中近来的三十多年一直在大学教书。如果有人问我教师工作的特点,我看教师工作最大的特点是:这是一个良心活。
这句话似乎有些不着边际,什么工作不是良心活?不错,干什么都要靠良心。但是,许多工作做的好坏、花功夫的多少一般都是容易或者可以被检验出来的。流水线上的操作工有一个螺丝没有上紧,容易被检查出来;农民种地不好好除草,或者施肥不够,当年的作物就能够看得出好坏;服务人员心不在焉,不好好服务,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了。而要判断一个教师的工作是否真正用心,恐怕就不那么容易。
一个教师对他的教学工作用心还是不用心,旁人往往不容易看出来。用心和不用心,所花费的时间往往可以相差几倍、十几倍,当然,其教学效果也大不相同。但是,这种不同是极难用数字表达出来的。检验学生学习水平的高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学生的水平是许许多多因素所决定的,教学生的又不是一位教师、一门学科。
教学的用心,可以表现在多个方面:教学内容的改进,特别是研究生的教学内容,要跟上学科发展的最新趋势;教学方法要根据学生的学习基础和接受能力而变化,做到因材施教;教学既要照顾到当前科研的需要,更要让学生打好基础,以期将来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教学不但是知识的传授,还应注意对学生特别是对研究生研究能力的培养。
教师是培育人的工作,不但要教学生业务,还要在学生成长为思想开放、品德高尚、身心健康的人才的过程中给学生尽可能地提供帮助。
所有这些,都是“软”的要求,无法用数字表示出来,只能靠教师的崇高的职业道德,也就是良心。
如今,在记工分的压力下,这些“软”的要求,已经被只认数字考核的计算机(当然,还有像计算机一样的管理者)所抛弃。计算机考核的结果是无情的:工分多的名利双收,工分少的既丢了钱更丢了脸。树有皮、人有脸,在学校工作的知识分子谁也不愿意丢掉自己的颜面。于是,这些“软”的要求,这些教师的“良心”,就被“记工分”这架压榨机器一点一点压出去了。
教师是应当从事研究工作的,高水平的教师(例如教授)一定要从事研究工作。做研究工作就需要做研究者的职业道德即研究者的良心。
如今的科学研究往往不是个人的工作,是需要团队的齐心协力才能够完成的,也往往需要不同团队之间的合作和交流。在这种与他人合作和交流的过程中,有很多事情,是需要合作各方面都是君子、都有良心,才能进行深入的讨论,相互促进,才能保持长期、有效的合作。而越是重要的工作,越需要交流和合作。
如今记工分的制度,只考察个人的工分,把高水平研究必须的团队精神和合作精神也都被压榨殆尽,剩下的,只有一个个“老板”分别带领着他们的下属和徒子徒孙组成的“家庭作坊”,用进口来的流水线,炮制一篇篇平庸的论文。
记工分制度看上去刺激了就是教师的科研积极性,实际上却阻碍了高等学校对于各类科学的深入研究,从而使高校难以产生高水平研究成果。
记工分的制度和对于发表论文的奖励,更使得那些本没有什么“资本”而硬想发财的人物铤而走险,做出那些抄袭剽窃和制作论文中弄虚作假的勾当。虽则那是等而下之的丑事,但是在某些学校却屡见不鲜。
虽然教师丧失科学道德的事情全世界哪里都可能会有,但是,记工分的制度和对于发表论文的奖励,对于教师的科学道德和良心破坏作用,在中国高等学校实在是路人皆见。
如今高等学校问题多多,在这这种问题之中,许多学校还在作为法宝而使用的“工分制”实在是使高等学校产生这些问题的重要源泉之一。
我们总是说,如今急功近利,工分制就是急功近利的源头之一。
我们总是说,教师是最需要良心的工作,工分制就是使教师逐步失去良心,而个别教师已经是良心丧尽。
工分制不废除,那些实行工分制的学校就没有前进的希望。
工分制不废除,社会对高等学校教师的评价就没有改善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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