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学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是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群众被运动得非常充分。50年代的思想改造、学习苏联，60年代的教育革命、然后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80年代开始的“创收”，实行泰罗制式的工作量制，90年代开始的进211、985，现在的创世界一流，从来就是热闹非凡。

远的不说，近年来一次次的检查验收，就常常弄得人们发疯似的。那个本科教学达标，就搞得99%以上的学校全民动员，集体作假。作假也到了轰轰烈烈的程度。

与老百姓接触多的是各院系的头头，这些头头大会小会都对教师们急嗤白咧地把自己的单位与某某大学的某某院（他认为可以比较的对象）相比较，有多少院士、多少“长江”、多少“杰青”、多少重点实验室、多少重大项目，多少重点项目、多少863、多少973、多少sci论文、影响因子多少、引用率多少，如此等等，说明自己已经落后，然后表示要拿出何种措施，奖勤罚懒，直至末位淘汰之类。搞得小老百姓们心里总是惶惶然，同样急嗤白咧地去开导自己的研究生，或者助手。

不大与老百姓接触的校级头头则不但大盖地标式建筑、超级大楼、大门，从穷乡僻壤搬来一些古树，与国外某某大学、国内某某地区、部门签署什么什么协议，开什么什么发布会等等，也忙于用大手笔，采取大动作，引入院士、一级教授、杰青之类的牛人。

如今，牛人们就如同旧社会的戏子赶场子一样，参加各式各样的会议、评审、答辩，飞到东来飞到西。一般的教师则为了挣得必要的工分，率领着研究生们没日没夜地泡制淡而无味的论文，到处申请可能得到的经费，用拷来的ppt课件应付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学。

为了争项目、争名誉、争地位、争利益，大牛人斗大牛人，斗得跟乌眼鸡似的。为了维护自己可能得到的肥肉或骨头，小百姓防小百姓，就像防贼一样。

在这样的热热闹闹之中，我们的教师们能静下心来做学问教学问吗？

做学问是一定要静下心来才行的。古人就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来比喻做学问，我从小看邻居玉匠做玉器（请参看我的博文《老乡邻 2——“中华民国国玺”的琢刻者》），做一件玉器需要耐心，要切磋琢磨，快不得，快了就可能毁了玉。《千家诗》中有无名氏诗：“一团茅草乱蓬蓬，蓦地烧天蓦地空。争似满炉煨榾柮，慢腾腾地暖烘烘。”现在我们很多学校的做法看上去热热闹闹，最后一定是“蓦地烧天蓦地空”。

做学问是要相互交流、相互帮助、相互合作的，特别是现代科学，没有相互交流、相互帮助、相互合作决出不来真正好的成果。相互争斗、相互提防、相互拆台是做不好科研的。七斗八斗之中，可能会成就斗士，却斗不出学问家。

教书也是一样，只有在相对宽松的情况下教师才能将真正的学问教给学生，学生的求知过程也是“慢腾腾地暖烘烘”。如果管理学校跟管理监狱一样，管教学生与管教囚犯一样，学生学到的只能是投机取巧的本事。

温吞水是吴方言词汇，不温不火、慢条斯理之谓，似乎贬义的成分多一些。但是，生命就孕育在温吞水之中，在热火中不会有低熵的高级结构。我看大学就应当像温吞水，平和、雅致，甚至看上去有点懒散。大学是做学问教学问的地方，不要急扯白脸，不要气急败坏，不要急功近利，不要逼人跳楼上吊。

大学人要有尊严，要过有尊严的生活，应当是精神贵族，不是暴发户，也不是流氓。要想发大财，就不应当在大学里混事。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不出大师？因为中国的大学不像温吞水，像铁匠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