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年前基础教育的一个点滴（续）

上篇说到，我的小学校舍系苏州城里长洲县城隍庙的几个殿宇。

我上小学时，学生的水平全都是“从零开始”的，也就是没有什么学前的准备。大家都没有上过“幼稚园”（现在称幼儿园），那时候，幼稚园极少，上幼稚园大概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语文课一开始就学认字写字，没有教“ㄅㄆㄇㄈ”等注音字母。到了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国家才公布了“汉语拼音字母”。大概老师也需要先学习、培训，所以来不及教我们就毕业了。我认识的汉语拼音是自学的还是到了初中后补学的，我记不清了。

刚开始，文字还没有简化，有些繁体字写起来确实很麻烦。特别是刚开始学写字的时候，我年龄太小，写字慢。记得我二年级的时候，一位曾老师布置要求抄写的字多，冬天天黑得早，吃完晚饭还要把电灯拉下来（那时候的电灯线上面往往装上“葫芦”即滑轮可以拉上拉下），靠近桌子，在灯下写字。在当时，这样做的孩子好像不多。到了晚上一般没有什么小孩子还会做作业的。不过，年龄略大一点以后，我也不需要晚上做作业了。

开始读书时，教师教书所用的语言主要是苏州话。当然，也总是夹杂着教师自己的方言口音。也有个别老师是讲“国语”的，那时候一般人还没有普通话这样的称呼，而称国语。小学用方言教学的好处是小孩子能够学会用方言读书，这是一个方言能够长期存在下去的重要条件。对于某一种方言，如果人们不会用它来读书了，这种方言的寿命大概也不会很长久了。由于国家的广播都是普通话，所以听、说普通话并不难，当然要说得好也不容易。

学校里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一般都不多，很快就能够做完。因此，放学后大家都在玩。中午和下午学校放学，照例是在学校门口排队，走到景德路口就各奔东西。那时候马路上也基本上没有汽车，只有一些“黄包车”（人力车）和极个别的自行车（南方雨多，马路多为弹石路，骑自行车极不舒服，50年代苏州还没有沥青路）。所以小孩子的交通安全问题不大。

下午学校放学后，也有少数学生愿意留着学校操场玩，学校也并不禁止。像我这样家里离学校近的，回家后再到操场玩也是常事。

由于学生的家庭经济都不宽裕，所以学校组织学生的活动，必须考虑学生的承受能力。有两次活动，令我印象深刻。

一次是坐火车。那时候家长极少会带孩子出外旅行的，所以小学生基本上都没有坐过火车，连近距离看到火车的也很少。学校组织我们坐火车，我们排队走到二里多地外的苏州火车站，是包下来的火车，乘到浒（音xu3）墅关。浒墅关在苏州西边的大约十公里处。到浒墅关车站后下车在站台上等了一会儿，火车头调过去后，又上车回苏州。学生每人只花一角钱，但是我们坐了一回火车，也算长了见识。

还有一次是去虎丘游览。虎丘是苏州最大的名胜地，在苏州城西北约四公里处。50年代中，那里还不通公共汽车。大多数人是从阊门外，走被称为“七里山塘”的山塘街到虎丘。如果坐欧式马车则价格不菲，而且坐不了几个人。学校就租农民的船，我们在城里就下船了。一条船上可以载许多学生。中午饭学生自带，一般学生或自家摊“面衣”（类似死面饼），或买烧饼或“老虎脚爪”（类似烧饼的一种面点）。下午仍然原船回来。每人也是一角钱船钱。那时候虎丘还没有扩建，二山门桥外还有很大一片空地，我们就在那里做游戏等活动。

不管是坐火车还是坐船，特别是坐农民的船，都是有一定危险性的。但是，只要组织得好，大家有积极性，还是可以很安全的。我看现在没有哪一个学校敢于这样做，或者做类似的事情。当时能够这样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应当是学校在学生特别是学生家长的心目中有较高的威信，他们都相信学校并且听从学校教师的教导。

教室里的座位是按照学生身高的大小排列的，想必这是过去学校的惯例。据说现在有的学校按照学生的成绩甚至家长的“贡献”来排列，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实际上，在教室坐在前面的学生对学习最为有利。坐在后面的同学，可以看到前面同学的举动，受到的干扰较大，不容易集中精力听教师的授课。我年龄小、个子小，总是坐在前面，这是很“占便宜”的事情。在这所小学虽然都没有以学习成绩排名，但是几位同学成绩较好，后来知道考上中科院或教育部直属大学的，都是当时年龄较小的小个子。

我上学很早，比大多数同学小许多，一般的学习不成问题，甚至还比较优秀，但是有些课程就不行了。一个是“手工劳动”，一个是体育，一个是作文，这些课程与年龄还是很有关系的。手工劳动是50年代中期增设的课程，我记得学校要求自己找一块木头，削出一条船。我既找不到比较软的木头，也没有合适的刀具（只有一把很钝的削铅笔的小刀），于是做不好。另外，作文也比较困难。这样，学校找我父亲，说我年龄太小，让我留一级。于是，我多读了一个五年级。留了一级之后，我仍然还是年龄最小的，所以当时也没有感到很丢脸。从此反而更觉得学习是非常轻松的事情。

学校的教师只有个别很严厉，比如教体育的费老师，学生都怕他。记得六年级时一次考试地理，不知为什么，由费老师来监考。把试卷发下来之后，他说还要解释几句，不让同学们着急做题，要听他说。我的好朋友裘同学不管那些，拿起考卷就做题。费老师过去把裘同学的试卷抢过来，三把两把就撕碎了。这下大家都害怕了，听费老师讲完，才开始做题。过了好几分钟，费老师才补给裘同学一张试卷。不过，裘同学还是第一个做完了试卷，交卷离开。这位裘同学后来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

其余的教师都比较和善。例如在三年级和六年级做过我班主任的任家蕊老师对待学生就特别好，像慈善的母亲一样对待每一个学生。我过去专门写过一篇博文《任家蕊老师》。

教我六年级的地理的是一位新来的年轻教师，兼任少先队的大队辅导员。有一次她讲到非洲的刚果河时，随口说到那是世界上水流量最大的河流。我觉得她说的不对，我从哥哥的初中地理书上看到水流量最大的河流是亚马孙河，刚果河第二。我就举手，指出了她的错误。她说她需要回去查一下。下一次上课时，她承认我说得对，还表扬了我。

由于学校很小，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所以学生住得都很近。一般都在一二百米的范围之内，远的也不过二三百米。这样学生上下学都很方便，家长不用担心。即使像我四岁上学，也都是自己去，从不需要麻烦家长。这是现在规模很大的学校所不可比拟的。现在城市的学校，规模太大，家长接送，天天辛劳，苦不堪言。不但学生和家长辛劳，就是学校附近的居民也经常因为交通堵塞，叫苦不迭。城市的小学规模大了，好处少而弊病大。

学校的家庭作业一般不多，很快就能够做完。所以，课外的绝大多数时间，学生都在玩，也有的学生需要帮助家里做一点活。因为家庭经济的原因，许多人并不能升学，他们对读更多的书也不感兴趣，年龄较大的学生需要早点去赚钱养家。例如我小学毕业上初中后，初中里学生流失严重，许多人都挣钱去了，学校便想方设法要去找回这些所谓“流生”，动员他们的家长让他们回学校学习。

时代在不断进步，我的小学生活无论哪种条件都无法与后来的学校相比。不过，有一点却是现在的学校所不及的，那就是学生、家长和教师在精神上没有很大的压力。

学生只要略微用心一点，就能够及格过关。除了希望吃得更饱穿得更暖之外，他们是愉快的。他们不会很烦，不会像今天的许多小学生一样，成天处在无尽地被催促之中：被催促写字、做题，被催促吃饭、吃蔬菜，被催促洗漱，被催促睡觉，被催促起床……而总被催促的直接原因则是家长们的焦虑，家长们担心他们吃不好、睡不好、考不上好学校、将来没有好工作、没有好房子、找不到好对象、没有幸福的晚年……一句话，害怕他们在与同辈们的身体和学业成绩竞争中不能优胜。

过去的家长则没有这许多想法，他们只要学生在学校不闯祸，不要留级就好。他们关心的是子女有没有饭吃、有没有衣穿。在这个意义上，现在家长的焦虑仍然是社会进步的结果。

我小孩子不了解当时教师的情况，但我知道他们都是在用心教书，学生都尊敬他们，家长都尊重他们。

70年代，景德路第一小学被合并到更现代一点的马医科小学去了。原来的校址作为教育局的招待所，如今则成了社区的图书馆。前几年，人们把残存下来的两个殿宇进行了维修，建筑得到了保护，成了文物，并且根据古人的记载作为周瑜故宅而纪念。

一百多年以前，我们的前人为了发展教育事业，搬走或砸毀了庙里的泥塑木胎，把庙宇改成了学校。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庙宇改成的教室完全不符合现代教学的要求。而残存下来的古老的庙宇建筑又回归到文物。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