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年前基础教育的一个点滴

又是一年开学季。整整七十年前的1951年，我开始读小学。那时候政权新旧交替不久，学校还遗留下来不少旧时的印记。我想，现在把我还能够记得的事情写下来，虽然只是关于一个小学校的个人记忆，也可以看到我国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点滴。

察院场是苏州城的中心点。人民路贯穿苏州城南北，在宋代的石刻城市地图“平江图”上，称为大街。它的中点称察院场，往东是观前街，往西是景德路。我家就在景德路上，距离察院场不过50米光景。

我家再往西四十米，往北有一条小巷，雍熙寺弄。那时候，雍熙寺弄基本上是一条“死胡同”，从景德路朝北走四五十米就是雍熙寺，寺门当然是朝南开的，挡住了小弄。庙门口两棵参天的古树，形成一个小小的广场。寺的西邻就是小学。也就是说，需要在庙门口往西走十几米，才是学校向东开的大门，小弄到那里也就到头了。

仔细读完上面这一段话，或觉得那里的路很奇怪，怎么会有在庙门口向西走十几米还有一个挡住路的大门？

原来，雍熙寺的西邻，应当是苏州城里有名的城隍庙，大门在景德路上。明代的苏州城是苏州府的所在地，城里有两个县，城东是长洲县，城西是吴县。城隍庙是管阴间事务的，但是其“编制”与人间相仿。所以，建于明代的城隍庙也是一府两县，占中间的是苏州府城隍庙，规模最大，东面是长洲县城隍庙，西面的是吴县。三位城隍爷各有自己的衙门，三个衙门相邻，占了一大片地方（到了清代雍正年间，苏州府又划出一个元和县，它的城隍另找了别的地方，不在这里，不提）。

到了清末，人们知识渐开，知道了城隍一类的都是迷信。朝廷又有旨意，要各地举办新学。地方财政困难，哪里有钱造房子？改造庙宇就是首选。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把长洲城隍庙靠北边的四个殿宇划出来，在雍熙寺门口的西面，开一个侧门，在那里办了一个小学。到民国年间，人们称之“景德小学”，1952年改称景德路第一小学。从我家走到那所学校，大概只有一百米远，而且不用穿马路。

1951年的夏天，我已经四周岁多一点，家里除了有一个姐姐三个哥哥之外，还有一个一岁多的妹妹。据后来大人们告诉我，说我自己要求去上学，于是就给我报了名。报名后，与别的小孩一样，需要当面考一下，也就是问几个问题，例如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父亲、母亲叫什么名字，家里还有什么人，等等。我都照实回答了。我的姐姐、哥哥们都在那里上过学，大概声誉还不错。于是，我就被录取了。

一年级的学是怎么上下来的，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只记得有一次上算术课时，算一道应用题，老师提问，我很快算出了答案，于是举手，但是回答的时候由于紧张，把多少（具体数忘了）个（人）说成多少只（人）。经过老师指出，大家哄堂大笑。

记得一年级结束，发下来成绩报告单，报告单上有期中成绩和期末成绩，一共得了十来个“超”，我非常高兴地拿回家。那时候的成绩等第分五级：超、上、中、可、劣。大概这是民国时留下来的说法，不久就变成了优、上、中、可、劣。慢慢的，学生的入学年龄也有了规定，要7周岁才能够上一年级。

那时候贴在教室黑板边上的课程表，除了写星期几之外，还写上日曜日、月曜日、火曜日、水曜日、木曜日、金曜日和土曜日。这都是旧时的遗迹，人们的习惯还没有改过来。

这个学校共计六个班级，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每个班大约四十来个人。最南面的殿宇上下两层，各一个教室。往北是一个大天井，这个天井里有很漂亮的太湖石假山，天井的一侧有一间厢房是老师的办公室。天井往北又是一个殿宇，平房，作一个教室。往北又是一个天井，天井的东侧厢房，马马虎虎成了一个教室，这个教室最小，课桌间走人都困难。天井北又是一个大殿，作为学校的礼堂。礼堂北又是一个天井，天井里有两棵棕榈树。天井北是最北边的一个两层楼房，应当是民国期间翻盖的，上下楼各一个教室。这四个殿宇三个天井构成了学校的主体，做成了六个教室，一个礼堂以及一个教师办公室。

由于教室大多是旧式殿宇，虽然从1907年开始作为学校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是设施还是非常陈旧落后。例如，教室都非常昏暗，即使是较好的教室，边上也是原来庙宇的旧式的落地长窗，窗格子都是原来放“明瓦”的小方格，只是把明瓦换成了玻璃。由于原来放明瓦的木制方格很小，只有两寸见方，所以很挡亮，教室里通常都是很暗的（注：明瓦是旧时用蚌壳等制造的半透明片）。特别是最南面楼下二年级的教室，阴天下雨，黑板前面挂一盏昏暗的电灯，我坐在第一排边上时都看不很清楚黑板上的字。在我上学期间，学校的设施也没有什么改进。

学生的学费每学期三到四元钱，加上书费和杂费就要五元多了。这对于一般的人家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当时像苏州这样的所谓消费城市，国家没有什么投资，老百姓就业困难，市场萧条，手工业者或小商贩们的生意很少。工厂很少，集体的小厂，人们的工资只有二三十元，三四十元就算多的了。人们的生活大多很艰难。所以，每逢开学，教师办公室前面的小走廊里，每一位教师的边上，总是围满了来要求免去部分学费的家长。但是，能够得到部分免费的人极少，绝大多数只能要求分期付款，也就是开学先交一部分，其余的分两次或三次交清。

我父亲是一个非常要面子的人，过去好赖也算是一位“先生”。“抗美援朝”要求捐献飞机大炮时，大哥念六年级，班上难以完成要求达到的“一整份”，当时已经失业的父亲慨然应允，把未完成的捐款数由他一人承担。但是，我家里孩子多，又有初中生，又有小学生，学杂费开销颇大。在失业四年后，父亲重新找到的工作，工资也不多，只有四十多元，在他们工厂已经算多的了。我年龄稍长之后，看到父亲也红着脸向教师申请分期付款，以及到期向父亲要求付款时，心里也总是很难过。希望自己快些长大，可以去挣钱，帮助父亲。

学校大概有七八个教师，除了一位教体育的费老师之外，大多是女教师。大都在1949年以前就在那里教书。虽然学校的条件不好（那时候绝大多数学校的条件都是如此），她们的教学态度都非常认真。各门课程都开得中规中矩。包括作为副科的体音美也很认真。

上面所说的由四个殿宇组成的区域是学校的中间一路。在中间一路的西面，是一间长洲城隍的主殿，仍然供奉着这位城隍老爷，由一位道士丁法师在管理。城隍老爷和他的“随从”都被安置在大殿的北部，用木栅栏与南部分开。大殿西南角上放一张脚踏的风琴，南部就成了我们的音乐教室。

音乐课本上的歌曲，凡要求教唱的，老师都教我们唱。考试时，要每一个人单独唱指定的歌曲。很多歌曲我至今都还能够唱。

有时候乡下的农民前来烧香，他们烧他们的香，我们唱我们的歌。由于这里与中间一路的教室有大墙相隔，音乐声对其他教室的影响较小。

“礼堂”的东面，有一块空地，总的面积不到一个篮球场大，那是学校的操场。虽然小，却像模像样的，有领操的小小的“司令台”，也有沙坑。做课间操的时候，操场上挤满了学生，有的人只有站到南面的学校大门进来的过道上。

操场的西北角，是一个厕所。木制的连在一起的坐便，可以防止小孩子跌倒在粪坑里。但是有时候容易被不守规矩蹲上去大便的人弄得很脏。那样的厕所，大概是那时候学校厕所的标准，我读中学时的厕所也是如此。

学校有一位上了年纪的校工，与他的女人，一位胖胖的妇女，人们都称她张妈，就住在学校。他们打扫卫生，给老师们烧水，以及负责打钟。学校的二门口，挂着一口不大的铁钟，校工或张妈拿着长把的铁锤，当当地一敲，就是上课或下课了。

同班学生们的年龄相差颇大，有四五岁之多。我是最小的，与我在一起的也都是年龄较小的。大抵是大的跟大的玩，小的跟小的玩。小的不敢惹大的，大的一般也不欺负小的。在一起玩的时候，小的一般只是跟在大的后面，摇旗呐喊罢了。比如踢小皮球，大的在前面冲锋陷阵，小的就后卫守门，踢到界外了就高喊“乌赛（out side）”。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