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参加了一个煤炭行业规划的会议，自然少不了谈安全，有人说中国生产安全的解决可以借鉴新加坡的严酷刑罚。下面首先谈谈新加坡的刑罚，然后再说说它对中国安全生产的所谓“借鉴作用”问题。

 

世界上法律最严的国家是新加坡。这篇博文介绍说，在新加坡，随地吐痰，最高罚款1000新元；乱扔垃圾和吐口香糖,罚款1000新元;在电梯里吸烟罚款500新元；在公共汽车里吸烟和吃东西,罚款1000新元；上公共厕所后不冲水罚款500新元；过马路闯红灯罚款200新元等（1新元兑换5元人民币左右）。而且，令人不能想象的是，现在这种讲究人权的时代还在使用残酷的鞭刑（有时间可以参考这篇长文，没时间不要读：鞭刑的震撼）。尽管大赦国际坚决谴责这种刑罚，曾给新加坡政府写信希望废除鞭刑。但新加坡官方坚决支持鞭刑，他们相信只靠监狱是不能震慑犯罪的，只有鞭打才能产生实在长久的效果。新加坡人说，“我们国家小，不能乱”，相信只靠监狱是不能震慑犯罪的，只有鞭打才能产生实在长久的效果。

 

刑法是很严格的，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曾经这么说：“新加坡人文化修养较差，需要严格训练，就像宠物，必须严格训练，训练好了，它自己就知道到外边拉屎撒尿了，那时候就不必用严峻的法律去规范它了。”

 

但是这种严格的法律效果怎样呢？“不必用严峻的法律去规范”的时代到来了吗？没有！至少是没有完全到来！首先，当新加坡法庭判决在新加坡涂鸦的美国人受鞭刑时，鞭刑虽然执行了，但是却打了折扣，当时的吴作栋总理“看在美国总统面子上，减去2鞭，但必须执行4鞭”（当时的美国总统是克林顿。本案中，犯罪人原被判打六鞭），实际上这是总理首先破坏了法律。其次，“据说1993年，新加坡有3244男性罪犯被判鞭刑。到了2007年时，已经翻了两倍，至6404罪犯”。可见，犯罪行为是越鞭打越多。

 

总体来看，新加坡的社会安全状况确实在世界上是不错的水平，但是有很多国家，比如澳大利亚，水平不比新加坡差，但是没有严酷的“鞭刑”。我无意让新加坡取消、何时取消、怎么取消鞭刑，我的意思是说，严酷的刑罚不是维持良好治安局面的唯一手段。

 

生产安全（中国用词）问题也是一样的。严厉处罚不是唯一手段。首先，处罚需要发现违规现象，任何一个工作人员都可能发生违规现象，这需要多少人来看着、发现违规现象呢？如果一盯一，那工作人员和看管人员（安全员）就要一样多，员工人数就要增加一倍，成本大大增加，生产、营业又有何意义？而且，负责看管的人可以眨眼吗？其次，被看管的人，会产生逆反心理，反而会造出很多安全事故来（越严治越多的事可以举出不少例子）。第三，现在提倡人们要“体面地”工作，每一分钟都被看管着，那怎么还能体面工作？第四，还有很多没有规定的、工人也不太知道的物理和行为危险源，不能用看管、进而处罚的办法来解决。所以，处罚虽然必要，但是绝对不是唯一手段，教给员工安全知识、尊重人性，那才是好办法。新加坡虽然刑罚严酷，但是没听说他们在职业安全（西方用词）中使用特别严厉的处罚手段，他们反倒在推广行为安全（如BST公司、杜邦等在新加坡都有行为安全咨询，前者2011年9月还来北京参加了行为安全国际会议），使人们增加知识，提高安全意识，自觉养成安全习惯。

 

所以，培训（即行为安全里面的知识控制手段，产品可以多种多样）、动作控制、工作习惯、安全意识、安全文化建设（目的一定要明确）的重要性就不言自明了，成本低，效果好（能降低事故率），前景广阔。不会像鞭刑一样越“打”越多。

目前，人们说起煤矿安全，要么认为事故的原因是“一通三防”等技术问题，要么认为事故原因是处罚不够严格，对中间的行为安全这种有效、成本不高的方法，缺乏了解，培训产品的市场空间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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