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第一生产力不是空中楼阁。设计原子弹总会比制造原子弹容易，画设计图也比建筑楼房、桥梁、水坝容易。我以前也说过，中国工业必将崛起，其一是足够大又足够细化的市场空间，其二超一流的全生命周期成本控制能力。

为什么没有原始创新，还是因为生产和社会不需要。恩格斯也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由于长期落后，中国的发展至少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仍然会以追赶型的“后发”战略为主，只要追赶没有结束，在需求与设计方面就不大会有原创性的重大突破，而是别人有什么我也要有什么，即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的、低成本的将最新产品在民众中普及，提高最广大人民包括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山寨”的魅力。

自古以来，就有楚才晋用。似乎只有阿道夫.希特勒那样的狂人才固执的认为，只有本民族的人和事物才是最的优秀，当然在他的时代德意志的确是世界科学与技术的中心。

生产技术是中性的，而且很大程度上是通用的、普世的。我们没有必要犯列宁批判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原始创新”、“自主知识产权”也不是从零开始，而是洋为中用、博采众长。善于利用外部人才和技术，实际上一直是落后国家崛起“后发制人”的关键因素。

其实不论美国、苏联、还是中国的“两弹一星”也都是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结果。美国搞曼哈顿工程用了不少欧洲人和欧洲技术，美国的喷气发动机技术和火箭技术其实都来自德国。韦纳.冯.布劳恩(1912年-1977年)实际上既是纳粹德国，也是美国的导弹技术之父；而苏联只在德国东部占领区搜罗了一些徒孙级的科学家。不论是冯.布劳恩，还是冯.卡门，都是一代流体力学宗师——德国人普朗特的学生，或者说钱学森也相当于普朗特的徒孙，和苏军从德国东部收罗的那些人才大约是同一辈分。中国得到过普朗特真传的大约只有普朗特的关门弟子、也是唯一的东方女弟子，中国航空工业教母级的人物——北航陆世嘉教授，她可以算是钱的师姑，请辞中科院学部委员足见其高风亮节，当然这些少了一段夫妻院士的绝代风流（她是中科院学部委员、清华前副校长张维的妻子）。

买船和造船之争实际上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中华之星”和“和谐号”也并不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们虽然有了“中华之星”，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引进速度更快的“动车组”技术一样。因为不论是搞“中华之星”还是“动车组”，干活的还都是南车与北车两个机车车辆集团，动车组的利润甚至还要更大，没有人傻到会抱着“中华之星”不放，而不用动车组。同时研制“中华之星”也是为“和谐号”做技术积累和储备，不是经过几次大提速，也不可能在每小时几十公里运行速度的基础上一下子跨越到250/350水平的高铁，要不怎么不见曾经的亚洲第一铁路大国——印度的高铁呢？你爱也罢、恨也罢，中国的铁道部无论如何都比几十年一贯制抱着英国殖民者留下的摊子不放的印度铁路好。而且“中华之星”的技术也促进普通铁路的提速。现在高速电力机车拖动的特快旅客列车也都已经实现了每小时160km以上的最高时速，在其他国家这也是准高铁的水平。

中国的家电企业30年前也是买西方，特别是日本和欧洲的技术和生产线。但是今天美国的家电厂商基本消亡，欧系厂商如西门子、飞利浦等在苟延残喘，日系的如东芝、日立、松下、夏普也从模拟电路时代的王者跌下神坛，试看今日只消费电器市场是中国制造与韩国制造的天下。

因为，技术只是市场竞争致胜的一个方面。优势地位的确立，是技术、市场、资本、成本四轮驱动的结果。只有资本和市场需求的有机结合，辅之以成本综合控制能力的优势，技术之剑才能充分发挥优势，否则协和式飞机也不会惨淡收场。

中国制造成功有两点无法抗拒的市场优势——无有伦比广阔又足够细化的市场空间，只要立足中国市场，就足以争霸天下，这是其他中小经济体所无法具有的优势，同时足够细化的市场，从低端到高端各种产品与服务都有存在空间，也便于企业从门槛较低的低端市场进入，逐步完成积累，最终进入高附加值的高端市场（如华为成长的道路）；以及总成本的控制能力，特别是和欧美工人生产率不相上下但只有对方10%几的人力成本，虽然某些亚非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更低，但基础设施和市场整合能力（包括资本、技术）的落后制约了劳动力优势的发挥，综合生产成本反倒高于中国，在可以预计的将来，即使中国的工资水平增加一倍，对西方国家仍然会有足够的竞争优势。

况且中国制造的技术储备并非羸弱，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亚洲“四小龙”，更绝非其他亚非新兴民族国家可比。今日中国资本储备也比较雄厚，如果朝鲜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三星未必不会变成一家在中国上市的股份公司。

大客户在市场商战面前是拥有特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