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游戏

又到一年诺奖时，但实际上诺贝尔奖并不是唯一的最高评价标准，更主要的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游戏。

首先，诺贝尔奖并未包括人类科学与文化的所有领域，而是仅涵盖了其中一小部分。甚至并未包括“自然科学之父”——数学。同时由于所处历史时代以及作为实验科学家和发明家认识的局限，诺贝尔的遗嘱更加关注微观和实证科学，即使伟大的相对论也从未获得过诺奖，爱因斯坦之所以获奖，还是应为更加直观一些的“光电效应”，诺贝尔委员会实际上在当中起了“和稀泥”的作用（这已经距离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并名满世界已16年）。因此，天体物理学和宇宙学长期被排斥在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评选范围外，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直到今天，生理学与医学奖仍在“顽强”的抵制生态学特别是宏观生态学、保护生态学与恢复生态学中的一切进展，包括岛屿生态地理学（这轮到让英国人郁闷了）。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当代科学技术已经进入了系统科学的时代。目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也主要为系统性问题。诺贝尔奖的多数成果对解决当前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粮食安全（估计与生理学和医学奖沾边）、能源安全（如果可控核聚变取得突破能得物理学奖吧）、生态安全（得生理学与医学奖的概率估计上帝也不知道）、资源与环境保护以及消除冲突与贫困（奥斯陆的和平观与非洲阿拉伯部落有根本性的不同）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从对世界发展的贡献和体现的科学家奉献、牺牲与殉道精神，泰勒环境奖应该并不逊色于诺贝尔奖。

当然，这或许不能全部怪诺贝尔的遗嘱，在北欧那样的世外桃源里，斯堪的纳维亚人对上述问题并没有多少真实的体验。

其次，从一系列的诺贝尔奖级的成果中选择一项，其标准不可能是绝对客观与中性的，即使超一流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也不能摆脱主观标准，曾经赌气说“上帝不掷筛子”。而诺贝尔奖委会会却是由一群二流甚至三流的科学家、文学家与社会活动家组成，他们的评选更不可能是绝对客观的，而是受到主观好恶与社会意识的影响，甚至出现错评、漏评，该评上的未评上（如果不是皮埃尔的强烈坚持，居里夫人就会失去她第一个诺贝尔奖，皮埃尔真是难得的好丈夫），不该评上的又得了奖。在诺贝尔奖的前半个世纪，不仅是文学奖也包括科学奖，来自北欧和德语国家的成果尤其的多，自然是因为近水楼台。两次世界大战中，德意志集团输给了盎格鲁萨克森集团，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转移到了大洋彼岸，伴随着美利坚的文化扩张，并居于全球主导，来自美国的诺贝尔奖成果也不断增多。

而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内主要处于独立发展中，直到不久以前，中国的学术界仍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圈子。国内少数的重大原创性成果一直“孤芳自赏”，由于语言问题，西方主流知识界知之甚少，当然更大程度可能也是因为“适应性”问题（中国所面临的科学问题往往是独特的，与西方世界有根本不同，如西方很少种水稻，也没有钒钛磁铁矿）和出于国家安全保密的需要。

第三，目前不是科学革命的时代，尤其不是物理学大发现的时代。目前诺贝尔奖的含金量不可能二十世纪物理学的灿烂星空相提并论。当代的诺贝尔奖得主，也不会自以为可与爱因斯坦、波尔（他的成就是不是最大不敢说，但肯定是诺贝尔奖得主中足球踢得最好的，不过，也不一定，他“踢”守门员，而且在当时的大学联赛中，哥本哈根对太强大了，因此波尔在比赛中基本无所事事，经常走神思考物理问题）、居里夫人比肩。

在并非科学大发现的时代难以做出理论突破，创新性成果主要涌现在实验科学与工程科学（技术）领域。这些领域的重大成果与科学家卓越的头脑、伟大的人格关系相对不那么密切，而更多的是依靠投入和综合国力，长期以来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所有领域全面突破是不可能的，而国家制定发展战略时不可能以“诺贝尔奖导向”为方向（诺贝尔委会会所喜欢的并不一定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当代世界的实验科学已经根本不同于居里夫人的时代，科学家已经是真正意义的职业科学家，从事科研活动不可能完全出于个人兴趣，而无法避免的也是一种谋生手段。重大科学实验如“阿波罗”工程、大洋极地考察等无法避免的都带有国家行为甚至国际行为的烙印。在物质结构领域，不可能有谁超过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和美国的费米国家实验室。因为只有这两台机器才能达到足够高的能量去轰击“夸克禁闭”，如果真把希格斯波色子撞出来了，那么绝对应该是201X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撞了一年多，什么也没有撞出来。但是即使真撞出什么玩意儿，对于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难题又有什么意义。

作为后起国家，只要赶超战略尚未结束，在工程科学领域中国的道路仍然会是以“引进-吸收-再创新”为主线，少数原创性突破更多的是带有中国特色、解决特有问题的，如农业、医学和化工领域，而这些突破未必会进入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法眼。

诺贝尔委会会不了解一粒种子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育种界“南袁北李”的贡献绝对是世界级的，袁隆平的水稻不育系、李振声的小麦远缘杂交、李登海的紧凑型玉米，既有原始发现也有重大的应用效益。但是和摩尔根齐名的遗传学先驱，杂交玉米研究的开拓者艾默生（Ｒ．Ａ．Ｅｍｅｒｓｏｎ）也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南袁北李”又有什么值得抱怨的。

化工和冶金是中国原创性突破最多的领域，如重油的催化裂化，难选、难冶、难分离的钒钛磁铁矿综合利用，低品位铝土矿生产氧化铝的联合法，用贫磷矿生产高浓度磷肥等，但多数是为了解决中国特有的技术问题。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是北大徐光宪课题组稀土串级萃取分离技术，这既是对溶液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也有重要的生产意义，实现了稀土元素工业提纯的廉价化，使稀土这一“工业的维生素”得到了大规模广泛应用，对电子和能源技术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也间接影响了现代生活。但是徐院士年逾九十，来日无多，在有生之年引起诺贝尔委会会的注意，估计没戏。

诺奖百年，获得者何其多，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入科学的万神殿堂而家喻户晓、万世敬仰，这是时代的遗憾（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经历科技革命的年代），也是诺贝尔委会会的遗憾，因为他们并不可能，任何人也不会苛求他们评选出当代最伟大的发现，因为“最伟大”的评价标准本来就不是客观和中性的。诺贝尔奖本身就有着强烈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自己的游戏。

五千年的泱泱大国，中华自有大汉雄风。中国学术界应该高扬“经世济民”的优良传统，因为学术成果终究是要写在大地上，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时间。SCI崇拜包括诺贝尔奖崇拜都是评价体系异化、功利化、形而上学化的表现，这必然会造成科学活动偏离本质和内在规律。况且，并不是每个科技工作者都能发表SCI论文，当选院士已经是人中龙凤，获得诺贝尔奖的概率可能跟被陨石砸到差不多。因此，科技工作者的成功不难一概而论。贡献有大小，但关键是为科学发展和社会需要解决了什么问题。他们无名，他们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