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早在3000多年前就已有疟疾流行的记载。殷商时代，疟疾是中原地区的主要流行病，西周以后，疟疾流行更趋频繁，对疟疾的病症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疟疾流行对先秦两汉时期的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疟疾猖獗是盘庚弃奄迁殷的直接原因，周武王死于恶性疟疾，春秋战国时期，疟疾流行甚至迫使诸侯逃往他国或放弃战争计划。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先秦两汉时期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也是该时期疟疾流行最为严重的地区，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虽然是恶性疟疾的潜在发生区，但由于土著人口十分稀少，且具有一定的免疫力，疟疾主要是在来自北方地区的军队中流行。

 

关 键 词：疟疾流行；疟疾分布；先秦两汉时期

 

发表刊物：《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6年第4期第489～494页

 

疟疾(malaria)是一种由按蚊(Anopheles)传播的虫媒传染病，其流行范围几乎遍及世界各地，流行历史则与人类文明史一样漫长。古希腊称之为“沼泽的热病”[1]，中国早在距今3500～3000年的殷商时代也有了疟疾流行的记载[2]。直到现在，全世界仍有20亿人处于疟疾的危害之中，每年报道的病例达1.1亿个，其中约100～200万人死于该病，成为发展中国家人们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在世界卫生组织热带病研究规划中所包括的7种传染病中，疟疾位居第二[3]。疟疾现在虽已不再对我国人民的健康构成主要危害，但依然是我国季风地区最广泛流行的传染病[4]。

疟疾由按蚊携带的疟原虫(Plasmodium)引起，在全球380个按蚊种中，有50～60个可以携带致人疟疾的4种疟原虫：恶性疟原虫(P. falciparum)、间日疟原虫(P. virax)、卵形疟原虫(P. ovale)、三日疟原虫(P. malariae)； 恶性疟原虫只能在19℃以上生存，其它3种疟原虫只能在16℃以上生存；所有疟原虫生存的温度最适值在22～30℃之间，湿度在50%～60%以上[5]。这4种疟原虫引起的疟疾在中国境内自古以来即有流行，其中恶性疟原虫引起恶性疟，称“瘴”；间日疟原虫和卵形疟原虫引起间日疟，称“痎”；三日疟原虫引起三日疟，称“痁”。疟疾的分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2000年来“瘴”(恶性疟)的分布范围有逐渐向南萎缩的趋势[6]。先秦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的早期，疟疾是当时人类的主要死因，其流行与分布状况是研究中国疟疾分布变迁的底图，弄清它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

一、先秦两汉时期疟疾的流行与危害

1．疟疾的流行

(1)殷商时期。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在安阳殷墟中，共发现15万余片甲骨，其中323片有卜病内容，已释读出疾病20多种。不过，这些疾病大多以人体部位命名，只有极少数能反映疾病的症侯与病因，如疟、疥、蛊、龋、蛔、疫等[7]。显然，这些已有专称的疾病应是当时的主要流行性疾病。也就是说，疟疾是殷商时代的主要流行性疾病之一。唯其如此，人们才能通过不断的实践得出“疟，秉枣”即以枣治疟的经验[8]。流行性疾病在当时统称为“疫”，甲骨卜辞中有许多关于“疫”的记载，其中相当部分应是疟疾的流行，因为当时人类卫生条件极差，遭受蚊虫叮咬是常有的事，感染疟疾的机会也非常多。

(2)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距今3000～2200年)中原地区人口密度增大，疟疾流行较殷商时期更趋频繁，不仅有关疟疾的记载多了起来，对疟疾的病症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关于西周时期疟疾的流行，有两部反映其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做了概述。《周礼·疾医》说“四时皆有疠疾”，而“秋时有疟寒疾”，指出一年四季都有疾病流行，而疟疾主要流行于秋季。《礼记·月令》说孟秋“行夏令，则国多火灾，寒热不节，民多病疟”，也指出疟疾主要在秋季流行。

至于春秋时期，《左传》载鲁襄公七年(前566年)十月，郑子驷“以疟疾赴于诸侯”。昭公十九年(前523年)“夏，许悼公疟”。昭公二十年(前522年)冬十一月“齐侯疥(痎)遂痁，期年不瘳”[9]。齐侯为齐景公，《晏子春秋》曰齐景公“疥且疟，期年不已”[10]。定公四年(前506年)春三月晋国“水潦方降，疾疟方起”[11]。以上记载表明，公元前6世纪中原地区疟疾从春三月到冬十一月流行，几乎全年都有流行。疟疾的长期反复流行，必然地要促使人们想尽千方百计地去征服它，到战国时代，人们找到了更多有效治疗疟疾的药物，成书于公元前3～4世纪的《山海经》并非医学著作，但它两次提到治疗疟疾的药物，其《东次四经·北号山》言有一种树“其状如杨[而]赤华，其实如枣而无核，其味酸甘，食之不疟”。《中次六经·阳华山》载苦辛草“其状如楸，其实如瓜，其味酸甘，食之已疟”。该时期中原地区的疟疾仍主要流行于秋季，《吕氏春秋·孟秋纪》所言孟秋“行夏令，则多火灾，寒热不节，民多疟疾”[12]，与《礼记·月令》如出一辙。

(3)秦汉时期。秦汉时期(距今2200～1800年)中国建立了统一的封建专制国家，人们的地理视野扩大了，医学水平提高了，对疟疾性质的认识也进步了。《淮南子·时则训》在《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十二纪》的基础上对疾病与气侯的关系做了综述，重申了“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的观点。《释名》和《说文解字》两部文字著作则对疟疾的病证与名称的由来做了阐释。《释名》说:“疟，酷虐也。凡疾或寒或热耳，而此疾先寒后热，两疾似酷虐者也”[13]。《说文》说：“疟，热寒休作，从疒从虐”，“痎，二日一发疟”，“痁，有热疟”[14]。该时期疟疾的广泛流行，也为医家提供了用武之地，当时几乎所有的医学文献都有关于疟疾的记载，如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简帛医书《五十二病方》(成书于公元前168年以前)中记载了疟疾及其治疗的药物；张仲景(公元150年～219年)《伤寒杂病论》已将常山(Dichroa febrifuga)作为治疗疟疾的首选药物[15]。《黄帝内经》更是全面总结了秦汉及其以前人们对疟疾的认识。《黄帝内经》非一人一时之作[16]，它的问世是中医基础理论形成的标志。今本《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前者24卷，后者12卷，两者各81篇，但各篇主要阐释基本理论，极少论述具体疾病，只有《素问》专设了《疟论》、《剌疟论》两篇[17]，不仅论述了疟疾的发病原因、临床症状，而且对疟疾的分类与治疗做了具体解释。如《疟论》指出疟有二日一发之疟，有多日一发之疟，有先寒后热之寒疟，有先热后寒之温疟，有热而不寒之瘅疟；《剌疟论》将疟分为足太阳疟、足少阳疟、足阳明疟、足太阴疟、足少阴疟、足厥阴疟、肺疟、心疟、肝疟、脾疟、肾疟、胃疟等12种。在先秦两汉时期所见诸多疾病中，没有哪一种像疟疾一样受到医家如此的重视，也没有哪一种能象疟疾一样研究得如此精透，尽管当时还没有认识到按蚊所带疟原虫是疟疾的罪魁祸首。毫无疑问，如果不是经常而广泛的疟疾流行为医家提供丰富而必要的实践机会，他们对疟疾的认识绝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因而完全可以肯定，疟疾是先秦两汉时期最主要的流行性传染病。

2．疟疾的危害

在世界早期历史上，疟疾是人类死亡的大敌，它的猖獗，曾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衰亡[18]。在中国早期历史上，疟疾同样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先秦两汉是汉字形成的时代，当时疟疾的危害可从“疟”字的结构与寓意中略见一斑。“疟”是瘧的简写，“瘧”是一个会意字，从疒从虐，而“虐”字从虍，象虎足抓人，本意为残暴[19]，可见疟疾在中国早期历史上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疾病，《释名》即谓疟为“酷虐”之疾，所以在古汉语中，“虐”可通假为“疟”。

(1)商周时期。疟疾的肆虐，在商周历史上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一件是盘庚迁殷之事。自商汤王灭夏桀后，商的都城曾经迁徙过多次，直到盘庚将都城从奄(山东曲阜)迁至殷(河南安阳)后才固定下来，因此，盘庚迁殷是商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关于迁徙的原因，传统观点认为是黄河的泛滥，其实并非这样。《尚书·盘庚》明言这次迁徙是“惟涉河以民迁”，如果是因为黄河水灾迫使的迁徙，盘庚及其臣民为什么偏要涉过黄泛区向北迁而不向自然条件更为优越的江淮之间迁徙呢？显然，这是解释不通的。实际上，疟疾猖獗才是盘庚弃奄迁殷的直接原因。《盘庚》说得很清楚，迁都之原因是“殷降大虐”，这里“殷”即勤，“虐”通“疟”，即经常性的大规模疟疾流行的痛苦是盘庚迁殷的根本原因。当时科学水平低下，大规模的疾病流行往往被认为是上天降下的惩罚，故《盘庚》下文接着又有“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先后丕降与罪疾”，“自上其罚汝”，“崇降不祥”数语，这些显然都是指疾病流行，丝毫没有牵扯到黄河泛滥上去。安阳较曲阜偏西2.5个以上经度，偏北0.5个以上纬度，气侯相对凉爽干燥，疟疾的危害应相对轻些，可以说，盘庚迁殷是明智的选择。尽管殷并非是一个没有疟疾流行的地方，但毕竟是轻多了，因此，终殷之世，并没有再发生迁都之事。还有一件是周武王之死。《尚书·金滕》说周武王灭亡商国后的第二年“遘厉虐(疟)疾”而死，周武王可能是死于恶性疟疾，而且可能是先年征商过程中所感染。周武王作为最高奴隶主贵族，尚且不能逃脱疟疾的厄运，普通兵士和百姓就更不用说了，当时疟疾流行之严重也可想而知了。

(2)春秋战国时期。至于春秋战国时期，疟疾依然显得十分可怕，如郑子驷因国内发生疟疾跑到外国去躲避；许悼公患疟疾不治而死；齐景公由间日疟发展成慢性疟，诸侯国派人前去慰问；晋侯因为国内流行疟疾而拒绝蔡侯请求攻打楚国的要求。由于这些患者都是各诸侯国的国君，是主宰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政治人物，因而疟疾的危害并非只是一人一身的健康，而是有着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像他们这样的人物尚且免不了疟疾的折磨，也就无怪乎人们将疟疾视为如虎般吃人的酷虐之疾了。

(3)秦汉时期。秦汉时期人口迅速增加，疟疾流行的危害较以往任何时期都要严重，所以受到《释名》、《说文解字》、《素问》、《伤寒杂病论》等众多文献的重视。然而，尽管该时期由于医学水平的提高，对疟疾的治疗取得了一定进步，但疟疾依然是严重影响人们身体健康的主要流行性疾病，直到三国时期，《列异传》中还有“疟神祠”的记载[20]。由于疟疾的长期危害，该时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落后于黄河流域的事实显得十分明瞭。在该时期的几次南拓过程中，征战兵士都遭受了疟疾流行的沉重打击，如西汉中汉武帝时征伐闽越，《汉书·严助传》称“南方暑湿，近夏瘅热，瘴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十二三”，东汉初征伐交趾，《后汉书·马援传》称“军史经瘴疫死者十四五”。

二、先秦两汉时期疟疾的地理分布

1．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

(1)中原地区　中原地区是先秦两汉时期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也是该时期疟疾流行最严重的地区。前面提到的奄(曲阜)、齐(临淄)、北号山(山东半岛北部)在山东境内；殷(安阳)、许(许昌)、郑(新郑)在河南境内；周(西安)、阳华山(华山)在陕西境内；晋(新绛)在山西境内。另据《东观汉记》记载，东汉大将军景丹从洛阳护驾皇上到怀县(河南武陟)也得了疟疾[21]。上述地方正是该时期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图1)。实际上，《礼记》、《周礼》、《吕氏春秋》、《释名》、《说文解字》、《黄帝内经》等文献对疟疾的记载也都是以中原地区为写作背景的。

(2)中原以北地区。中原以北地区包括黄土高原和内蒙古草原，这些地区由于气侯干寒，疟疾罕见流行，历史上基本为无疟区。先秦两汉时期只有内蒙古草原东端一次外源性疟疾流行见诸记载，《东观汉记》云：“邓训迁护乌桓校尉，吏士尝大病疟，转易致数十人”[22]。这是东汉北部边防军中发生的一次疟疾流行，其疟原虫系中原地区的兵士携带而来。乌桓山在大兴安岭南端，乌桓校尉约在今内蒙古西辽河流域，已达44°N附近，这大概是该时期疟疾流行的最北地区(图1)。

图1　 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疟疾分布与人口密度图

2．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

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炎热潮湿的气侯为疟原虫的发育和疟疾的流行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先秦两汉时期由于土著人口十分稀少，且具有一定的免疫力，疟疾大多呈散发状态，只有局部不具免疫力的人口骤增时(如军队)才有大规模的流行。不过，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在该时期是恶性疟疾的潜在发生区，而且疟疾发生的时间长，因而疟疾对该区域人类的健康与社会的危害要远远大于间日疟和三日疟在黄河流域流行所造成的危害。正由于此，以致当时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经济社会远远落后于黄河中下游地区[23]。

(1)长江流域。关于先秦两汉时期长江流域疟疾的流行，《搜神记》载远古颛顼(传说中五帝之一)有三个儿子死后都成了传播疾病的疫鬼，其中一个居住在长江传播疟疾[24]。传说可不必信，但长江流域很早就有疟疾流行却是确凿无疑的，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即有疟疾的记载；此外，《后汉书·五行志》所载湖北、湖南、贵州、江西、浙江、江苏发生的疫灾中都不排除是疟疾流行的可能。

(2)岭南地区。岭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较长江流域更为原始落后，土著人口中的疟疾流行不见记载，疟疾的流行主要发生在从北方而来的兵士中，且主要是被称为“瘴”的恶性疟疾。《汉书·严助传》称福建一带“瘴疠多作，兵未血刃而死者十二三”；《后汉书·南蛮传》称“南州温暑，加有瘴气，至死者十必四五”；《后汉书·马援传》称公元41～44年征伐交趾时“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此外，《汉书·南粤传》载广东公元前181年发生的“暑湿大疫”也很可能是恶性疟疾的流行。

三、结论

疟疾是人类早期历史上流行的主要传染病之一，中国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就已有疟疾流行的记载，秦汉时期被视为酷虐之疾。先秦两汉时期疟疾的流行一方面严重危害着人类身体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如促使商王盘庚将都城从山东曲阜迁到河南安阳，甚至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南方地区人口、经济、社会的发展落后于北方地区；另一方面又剌激了医家对疟疾病因及其医治的研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疟疾医学理论，《黄帝内经·素问》中的两篇疟疾专论《疟论》和《刺疟论》就是完成于这一时期。

疟疾流行与气侯和人口密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先秦两汉时期中原地区的气侯较现在温暖温润，可以满足各种疟原虫生存需要，加之人口稠密，疟疾易于传播，因而成为主要疟疾流行区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则由于人口稀少，疟疾较少流行。就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该时期疟疾流行分布的北界约在44°N附近的西辽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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