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颜宁教授决定受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Shirley M·Tilghman终身讲席教授、再度“归海”一事引发各界关注，媒体充斥了大量观点和讨论。这些讨论的视角包括“负气论”、“道义论”、“民族自豪论”以及各种看似高明的折衷论等等。

      这些视角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我认为颜宁教授本人的说法倒是没有被足够重视和思考。颜宁教授在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表示，“换一种环境，是为了给自己一些新的压力、刺激自己获得灵感,希望能够在科学上取得新的突破。”

      很多的论点动不动就上升到很高、很粗的层面，而忘记了生活细节。

      科学研究，特别是高端科学研究的关键是提出重大科学想法，也就是重大科学问题，科技成果只是对这些想法和问题的实施和回答。能够提出什么样的科学问题决定了一个科技工作者可能达到的高度，在某种意义上，具体可行的科学问题是科技工作者的生命。

       颜宁教授回清华工作已经10年。在这10年中，我们看到了她实施并解决的结构生物学一系列的物理测定问题。我相信这10年井喷的科研成果正是得益于或者说做的正是她在普林斯顿求学、工作期间所积累的具体科学题目。这些题目可能是颜宁教授本人提出的，但也可能是国外同行特别是普林斯顿同事们提出的。许多科学问题国际同行也是知道的，却被颜宁教授率先解决，这反映了颜宁教授及其团队在解决问题方面高超的能力和技艺。也许，现在所积累的题目做得差不多了，在感到成果充实的同时，如果不能继续提出具有重大价值的科学问题，站在既有的高峰上面对万众期待和自身的理想难免会有紧迫感。面对这种紧迫感，她再一次地想到了“回归普林斯顿”，去那里寻找压力和灵感。

那么，我们真正要关心并重视的问题就来了。颜宁教授已经证明了在清华、在中国本土可以解决高水平的问题，可是她可能对继续在清华、在中国本土氛围提出重大科学问题信心不足。那么我们再回过头看看，重大科学问题的提出需要什么呢？毫无疑问，科技工作者自身的洞察力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同时，周围的科研水平、积累、氛围、激情，信息的有效流通性，合作伙伴的交流讨论的开放性、积极性，分享的无私性等等这些才是孕育重大原始科学问题的土壤，才是产生灵感的源泉。

我们的科技工作者，我们的学生，不仅要会考试，要会做别人出的题目，更要会自己提问题、出题目。试问，我们当前提出原创问题的氛围比之普林斯顿、比之美国如何？我们许多同志的风格还是喜欢躲进小楼、分产到户、防止思想被剽窃。读者你是不是也很想出国留学？或者也想申请一下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去美国或欧洲待一待接受科研氛围和想法的熏染？

以颜宁教授为代表的杰出学者已经证明中国人才和土壤可以解决重大问题，也期待更多的杰出人士能够证明中国可以提出重大科学问题。我们的生活、文化、教育、科技的土壤应该为此做出适应性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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