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之争爆发后,多个学校请我去做报告.我先后在上海中医药大学云南中医学院河南中医学院就此问题和同学们探讨,并将演讲的内容做了整理,发表在<医学与哲学上>

 针对告别中医中药风潮，我认为，既然以“科学”的旗号，首先，立论就应恪守科学精神，尊重客观事实，注重历史地考察问题，讲究哲学思考，而不可不顾事实与历史背景，随意编造；也不可削足适履，以“物理科学”观，规范所有的科学学科。以科学的名义围剿中医学，命题本身就是错的。

近来，一场以“科学”名义对中医的“围剿”正吸引着众多的眼球，中西医辩控双方激战正酣。作为医学界的一员，笔者亦愿参于论战。不过在此只想先提醒一点：既然以“科学”的名义，请守住科学的底线。

导言：有必要先交代一下有关细节。2006年春节前后，笔者收到了《医学与哲学》杂志社的几份稿件，其中一篇就是导火索：《告别中医中药》，作者口气很大地以科学的名义，以文化进步的名义，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名义，以人道的名义，提出要“告别中医药”。说实在的，作为《医学与哲学》杂志的中医副主编，关于中医学的稿子看了不少，这篇口气好大的论文“真不怎么的”！然而，我们还是力主其发表，且坚持原文不改。基点有三：一、既是《医学与哲学》杂志，理应关心热点问题，且应充分尊重原作者意见（这也是科学的底线之一）；二：本文虽不怎么地，但相关的问题已广泛引起争议，近几年的第四次“科玄”大战，证明社会关注这一话题；三：不管怎么说，作者张功耀是个大学教授，且为哲学教授，他的观点更易引起人们的重视。总之，当今讨论一下中医药问题，并非坏事，争鸣是一种进步。

在此，敝人也介绍一下自己的学术经历，以便人们更好的理解笔者的观点。作为60年代末上山下乡的一员，年青时梦想在数学中有所作为，下乡的7年中，空闲时间只啃了两类书，一类是旧书店淘来的《几何辞典》《代数辞典》等，一类是哲学书，当时对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爱不释手。当时，社办企业盛行，72年被招入社办厂，从事有色金属加工，又想走工程师之路。75年，阴差阳错，被送进上海中医学院。我身体强壮，很少生病，素不好医，再从未听说过“中医”还有“学院”。当时的浙江很乱，公社党委书记劝我好生把控这次机会，过了这次，也许就再也没有上大学“跳龙门”机会了。怀着忐忑，来到中医学院。第一学期，基础课阴阳藏象等听不进去，与脑海中的原有知识抵触太大，下课多次质询老师。特别是讲到“经络”，逼问老师，究竟“经络”是什么？请拿出证据来。77年底恢复高考，我向（当时管学校的）工宣队提出要退学重考，被工宣队训斥了一顿，没同意。78年初恢复研究生考试，我仍在读，报了上海第二医学院，居然高中，当时我正在毕业实习，班主任到郊区来找我，说我已考取研究生了，由于名额调剂关系，我被转到中医学院，考虑让我读“通里攻下”（中医外科）硕士，我一听，没兴趣，也就放弃了。想不到毕业后，被动员留校，第2年（79年）继续考研，又报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审核没过，说不够两年临床。直到80年，这时，我对中西医学的态度已发生变化，从而成了一名中医研究生，走上了以中医为主的医学研究与应用之路。

促使我改变的是一系列的事实。当时（78年）社会正在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连串的事实，让我这个自以为理性又有一定哲学根基的人开始对中医学改变看法。最初是见习时，我独立诊治了一个心源性水肿的老人，此人心衰厉害，在用洋地黄制剂，又因水肿，加用了利尿剂，却未见控制。我想起了张仲景的“真武汤”，全方稍作调整，用上了，不料，效果奇佳。一周后复诊，水肿退了，行走不喘了，这老者后来十分相信我这个小医师。第二件事是儿科见习，我去了上海市儿童医院，由于门诊用房拥挤，该院创始人，中国儿科奠基者苏祖斐老教授（时年80多岁左右）与我们挤在一间房中，她看的是小儿过敏性紫癜，用的是中西医结合方法，出于好奇和尊重，有空我就坐在她旁边，我看她用的都是凉血止血药，遂百无禁忌地提出：老师上课讲，这种病症，大多病于脾虚，脾不统血，当用补脾益气摄血法。想不到作为大师级的苏老竟十分谦虚，说她那套是西学中的,中医就用你说的试试看。每周一个下午，三个多月，我们可以说“祖孙俩”系统观察了近40例少女，效果非常好，近半数患儿2周后血小板上升，80％一月后血小板正常。苏老很高兴，因为比她那套效果明显要好。我也很高兴，我高兴的是，与大专家在一起，抄抄弄弄，居然也有效？而且，中医理论好像还是管用的。

彻底改变我看法的是两件事情：78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毕业实习在奉贤人民医院，急诊值班，一个19岁的小伙子，身高1.80米，满脸通红，骑车来看病，是公社卫生院转来的，查了一血象，考虑是白血病，我嘱其入院治疗。当时住医院是要带被褥，热水瓶的，故嘱其回去取。他家离县城30里地，当晚他回到医院。住院第二天即开始化疗，化疗到第三天，他起不来床了，第四天晚上，他死了！当时我的心象撕裂一样的痛。这个比我小几岁的壮实青年几天前还蹬着自行车90里，用药四天后居然就这样死了！？我的心非常愧疚，我觉得是我杀死了他。那天我不收治他，他不会这样死；也许我救不了他，但他至少不至于只活4、5天。那以后，我一头钻进医院图书馆，查有关资料，那时，医学书十分有限，有的就是《希氏内科学》的老版本，书上清楚地写着这种治疗方法没错，那证明这是权威的、科学的，但人却死了！？在“科学”与“事实”之间，我迷茫了。

毕业留校后不久，我插队地方一位退休了的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领导来上海找我，希望我这位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上海医师能帮助他治肺癌。我陪他走了好几家医院，一概拒绝，因为他患晚期肺癌，又伴较严重的冠心病。无奈之下，我和他实说了，想不到他认定上海，希望我帮他看。那时，我帮他找了我校内科权威张伯臾老中医，先帮他调整冠心病再说；至于肺病，我则在张老的方上加几味药。由于找张老很难，故以后就由我直接改方，想不到这一改，78年是60多岁的老人，一直或到了89年，整整活了10多年。80年研究生报名时，他已大大超过了当时西医给他定的寿限：3个月到半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当时最时髦的口号，使我改变了对中医的看法，也促使我下决心改考中医研究生，这也是驱使我临床上一直致力于中医肿瘤治疗的最初动因。

还需指出的是，本人自认为崇尚科学精神，也有一定的哲学与人文根基，因此，从不主张把中西医学对立起来。对本科生上课，总会强调：我们首先是科学工作者，其次是医学科学工作者，再次是以中医药方法为主的医学科学工作者。笔者与同仁们80年代末做过一件至今都引为自豪之事：我们十多人花了2年时间，系统地比较过中西医学，出版了一本影响较广的《差异、困惑与选择——中西医学比较研究》。而在发表张先生的《告别中医中药》论文时，我也写了一篇，题目是：《跳出中西医之争看医学》，潜台词是很明确的，没有必要和理由，情绪化地执着中西医之一端而偏执地指摘另一端。另外，作为一个补充，笔者现任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主任委员。换句话说，在西医学专家占主导的学会中，笔者主持着工作。这不是想炫耀什么，只是想说明两点：一、对中西医学的评价，也许笔者还是很有话语权的；二、事情绝不象张功耀所说的那样，中西医师在一起，讨论的就是中医学何时消亡问题，笔者接触有一定的层次的，包括海外现代医学专家不下数百人，从无人谈及过这类问题。张氏杞人忧天之说，不知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