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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贴写着玩是写着玩,但多少也表达出了我的意思,就是:中国大陆跨过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关键在于文化升级,如果文化不升级,则制度成本很难继续下压,此时,极度依赖于产权和制度成本的科技与文化资源就无法有效利用。真的要继续下压制度成本,粗暴的办法和后果我们不说了,精细的办法是整个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系统必然走上地心说那样一个子轮套另外一个子轮不断修正的道路,其结果是整个大生态系统的鲁棒性不断下降,操作难度迅速上升。
实际上,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案例并不多,比较典型的是日本与韩国,而这两个国家在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上张力远小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是其突出特点,另外,这二者的体量也适中,尤其是他们走上了核心区研发——扩散区自然资源的道路,大大扩展了生境,且这种生境的良好结构满足产业结构的金字塔模式和要素流的较好流动格局。依靠强大的系统缓冲能力容易安然度过产业结构转型的漫长时间。
这就要求对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进行更进一步的学术规范,据此根据我自己的学科雏形,我对经济危机进行了第二贴的界定。
大陆目前也处于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阶段,但显然更偏向于后面一类——很高的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张力,由于巨大的体量和强大的政治控制,爆发性没有那么明显而已,很明显前期的口号:加强创新,一带一路,也是核心区研发——扩散区自然资源的思路,但是,大陆前工业时代文化特色之强大甚至在前苏联各国之上,其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张力很大,而且加上了严重的环境容量与自然资源不足问题,而长处——科技与人文资源虽然比巴西、墨西哥似乎强一些,但这两项资源的利用极其严重依赖于产权与制度成本,支持转型的生境开拓与优化又因为特殊意识形态和过大体量、地缘、国际经济现状等诸多原因极难充分实现,因此可以预见,大陆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不可预测性远远高于日韩等国,乃至远在巴西、墨西哥等资源出口国之上。
进一步说,生境从外界难以开拓,则必须从内部整理营建并优化出来,这与水体治理、沙地矿山治理、循环经济等等实际上是一脉相通的。至于具体内容,等不敏感后可以讨论。
这种类型的系统大转型,需要威权的辅助,这是我的认识,挨骂我也认了。
解决文化滞后性问题,才可以破解制度成本和产权界限这两大难题,进而才能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有了产业输血,才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对此十几年前我有提出过“可控大租界”(还是叫做可控的自由城市式经济特区好听一些,算是参考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后,自由城市的发展史)这一概念,随着深圳、香港、一些保税区和自贸区的变动,随着资本缓冲库的迅速发展和投机业的疯狂活动,我觉得我的思路好像和社会发展的主流道路并不符合,我说多了也没意义,于是不说话了。或许,现在可以重新啰嗦两句吧?因为我并不想看到中国大陆滑向战争和内乱,或者没完没了地修正啊修正。
这个观点和目前常规的政治经济学:供需学派和制度学派有所不同,这应该大家可以理解,我偏好从生态学角度出发进行分析,当然还加上我压根就没有一门学科有博士学历,呵呵不“专业”。但大家应当看得出我的话在理。我争取带动生态经济学派问世吧,当然了关键的构成——文化部分较为敏感,只要还在大陆生存,那领域只能肤浅谈谈,轻易不敢动手深入写贴。
好吧,回归雄安定位。我只需要说一句:假如是你做顶级决策,你会选择北京旁边作为文化改革试点地么?你更希望的是改变目前一环环叠加的传统城市功能带格局,从人文与经济地理意义上破解成优化的城市临近功能斑块?还是一个控制不大住的临近文化斑块?
这不了了么?
如果不能,那么你如何规避严重的产权——制度成本问题? 规避不了的话你如何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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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9-25 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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