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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大型水体、山林、而言，可切分出各种生境，生境斑块组装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态背景。生存在其中的物种在漫长的时间内已经适应甚至特化到在个体与集体无意识上、在行为/可遗传生理上完全适应了这一生态背景，根据物种特化的程度，其忍受生境背景变化的能力大不一致。
       对于一些生长周期在不同生境中游走的物种来说，破坏或者明显减少其中一两种生境就足以严重干扰其种群，进而改变整个生态系统结构。捕捉、食物争夺、疾病等固然会减少物种的个体，但最根本的还是生境背景是否还可适应，不能适应了，或适应速度赶不上种群死亡速度，这个物种就选择性地逐渐消亡。特化种由于可遗传生理锁定与集体无意识的路径锁定因素，对环境的适配性更为明显，而更趋向于难以适应过大的变更。

          
      在大河大湖开发中，水利、渔业人目前还未曾在生境保护、生境仿造和生境补偿上形成共识和半量化，即便是对适应能力超强的人来说，也往往只是简单地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外一个地方，充其量给予部分经济补偿，并未考虑到其行为与心理、聚落的长期生存与发展，所以，一旦实施人工开发，往往就是对自然界的严重破坏，这是最让生态人反感的地方。

      可否补偿，如何补偿，推演其后果是什么？这是任何一个生态工程都必须首要关注的，这补偿和推演不仅仅对于人类地域文化、人群生存，也应对于世间万物，搞清楚了之后我们才可以选择和侧重。生态人的反馈、不满和督促，并非为了否定人工开发，而是希望进行更高层次、更系统的工程行为。

      自然生态如此，经济生态如此，文化生态也如此。

      时代在呼唤生态学朝着自然、经济、人文三个维度铺张发展的同时，更在呼唤着全方位的对话和博弈，不管是学科、群体、社会力量。。。。。。。我们今天可以剥夺白鱀豚的对话博弈机会，可以剥夺太湖水滨带古老生命的对话博弈机会，那么，我们同样可以如纳粹一样剥夺另一社会阶级者的对话博弈机会。

     我们曾经为了无底线的利益，对诸如大熊猫进行超越生境保护契约伦理的过度保护，对国企进行超越正义级别的过度保护，对暴民文化进行压倒一切的过度保护，其结果是什么？

     如果连保护和合理开发都做不到理性和半定量化，那还谈得上更高一层次的精细开发、修复和补偿么？

      文明是需要进步的，诞生于契约伦理的公平与正义，必须从只对人有效逐步进化为对万物有效，否则随着资源和生境的不断减少，我们将通过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最终失去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