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魏晋北朝玉门关

魏晋北期因袭东汉，丝绸之路基本畅通，阳关早已废弃，西域各道都以敦煌玉门关为共同起点。东汉末年三国鼎立，连年混战，但西域道并未梗阻，如魏文帝曹丕称帝当年（220年），焉耆、于阗国王就遣使奉献。西域各国大都内附，曹魏在西域设戊已校尉行政。《三国志·魏书》注引《魏略·西戎传》记：“从敦煌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径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已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

魏南道即汉南道，出玉门关经故阳关、婼羌转西至鄯善、于阗，史称阳关道或于阗道。魏中道即汉中道，沿途多砂碛而少水草，通过白龙堆，史称大碛道。魏新道是新开的捷道，出玉门关向西北，通过大沙海直达高昌，唐代文书称为大海道。敦煌文书2009《西州图经》曰：“大海道，右道出柳中县，东南向沙洲一千三百六十里，常流沙，人行迷误，有泉井，水碱苦，无草，行旅负水担粮，履践沙石，往来困弊”。大海道虽然捷近，但行旅困难，于是又开了敦煌向北至伊吾的伊吾南道。

两晋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丝绸之路时兴时衰，总体上没有断绝，玉门关还是唯一的口岸。《北史·西域传》记：“时（董）琬等使还京师，具言凡所经见及传闻傍国，云……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后更为四。出自玉门渡流沙，西行二千里（实际约1300里）至鄯善，为一道。自玉门关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为一道。从莎车西行一百里至葱岭，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为一道。自莎车西南五百里，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为一道焉”。董琬所谓四道，有两道在葱岭以西，新疆境内实际只有两道，其一是汉魏南道；其二是伊吾南道，出玉门关向北走伊吾南道至伊吾，再向西走伊吾西道至车师，约一千五百里。若从敦煌算起，约一千七百里。董琬所说二千二百里多有夸张。《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下载：伊州“东南取莫贺延碛路九百里，正南微东至沙洲七百里，”正南微东的就是伊吾南道，后来也称矟竿道。《太平寰宇记》卷153伊州条下谓：“正南微东取矟竿馆路至沙洲七百里。”

2         隋唐新北道与瓜州玉门关

2.1隋唐新北道

从南道到中道再到北道，从阳关道到大碛道、大海道、再到矟竿道，交通线从南向北迁移，其社会原因是两汉向北推进，匈奴向北败退，其自然原因是生态环境恶化。经过两汉魏晋北朝的反复开发，放大了气候变化对干旱荒漠地区的影响，加速了敦煌以西生态环境的恶化，沙尘暴肆虐，沙漠化漫延，罗布泊绿洲消失，楼兰国灭亡，库姆塔格沙漠向东推进，敦煌绿洲告急，阳关没于沙下，敦煌改名叫沙洲，西域三道难行，只能另找出路。《周书•高昌传》云“自敦煌向其国多沙碛，道里不可准记，唯以人畜骸骨及驼马粪为验，又有魍魉怪异，故商旅往来多取伊吾路云。”《北史•高昌王传》亦记“自敦煌向其国多沙碛，茫茫没有蹊径，欲往者寻其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有歌哭声，行人寻之，多致亡失，盖魑魅魍魉也（沙尘暴景象）。故商旅往来，多取伊吾路。”史书往往把伊吾通向四方的道路都称伊吾路，此处乃指敦煌至伊吾的伊南道，或瓜州通伊吾的伊东道。

伊南道后来称为矟竿道。伊东道通过八百里莫贺延大戈壁，所以称为莫贺延碛道。又因其开通于阳关道、大碛道、大海道、矟竿道之后，所以敦煌文书又称第五道。该道在魏晋北朝逐渐形成民间道路，北魏孝文帝十四年（490）以后瓜沙地区相对和平，第五道得以发展，隋唐时期正式成为官道。《元和郡县志》卷四伊州条下云：“西南至西州七百三十里，东南取莫贺延碛路至瓜州九百里，正南微东至沙州七百里。”在中亚北部地区有一条游牧民族的草原之路，东起贝加尔湖南岸，向西穿过叶尼塞河和鄂毕河上游的唐努乌梁海地，越阿尔泰山，傍斋桑泊直到七河地区，可与汉北道相接。隋唐新北道是在莫贺延碛道、汉北道和草原路基础上发展而来，由分段通行趋向全线贯通，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新北道东起瓜州，走莫贺延碛道至伊吾，再走汉北道，与草原路会合。

新北道自瓜州向西北至伊吾，再向北至蒲类海，转西至庭州，唐在此置北庭都护，统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从庭州经汉乌孙地，取碎叶路进入伊犁、楚河、塔拉斯河流域，涉伊犁河至伊塞克湖地区，再至碎叶，全程三千里。碎叶是中亚重镇，大唐的西域桥头堡，中西文化荟萃的一大都会。庭州碎叶路有若干支线与中道会合，从天山南面西行。从碎叶沿楚河河谷西行，过列瓦肯特、萨雷格、朱里（今伏龙芝）、哈拉、朱旺、下巴尔斯塞抵塔拉斯城。然后分向，或向西南经塔什干沿锡尔河，或西北沿咸海、里海、黑海以北，经高加索和小亚细亚，进入地中海沿岸各国和欧洲地区。

2.2晋昌郡晋昌县

有学者考证认为唐玉门关位于今瓜州县双塔堡一带，瓜州晋昌郡和晋昌县同理一城^[11]，笔者试辩之。西汉在玉门绿洲上置4县，属酒泉郡，在瓜州绿洲和敦煌绿洲上置6县，为敦煌郡。瓜州绿洲3县为冥安、渊泉、广至。东汉因之。三国曹魏时内地战乱，大批流民进入河西，人口猛增，郡县增加，西晋敦煌郡已增加到12县，需要分郡。于是，惠帝元康五年（295）分冥安、宜禾、渊泉、伊吾、广至，又酒泉之沙头，别立会稽、新乡，共八县置晋昌郡，郡治冥安[1]。东晋因之。北魏孝昌中（525-527年）敦煌郡改为瓜州，下领14县，其中有晋昌郡的常乐和伊吾，其时的晋昌郡已并入瓜州，后又分置为常乐郡。“又自北魏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为牧地，畜产滋息……而河西之牧弥滋息。正光（520年）以后天下丧乱，遂为群寇所盗焉[2]”。西魏至周，农牧衰败，人口凋零，建德二年（573年）玉门郡、会稽郡并入常乐郡，改名为永兴郡。入隋，郡县减至谷底，玉门、瓜州、敦煌3片绿洲的所有各郡并为一个敦煌郡，下领3县，其中瓜州绿洲上的所有各县并为一个常乐县，亦称隋瓜州，隶属敦煌郡。疆界与郡县建制不断改变，但城池没有变，今瓜州县城东南72公里、黑水桥南10公里的锁阳城，乃汉冥安县、西晋晋昌郡、北周永兴郡、隋瓜州常乐县治所，也是唐瓜州晋昌郡治所，但不是晋昌县治所。

据《旧唐书》记载，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酒泉郡治福禄与玉门二县合并，改置肃州，同时易地在汉乐涫县（酒泉东50公里下河清）另置福禄县，所以《元和郡县图志》记“肃州领福禄县，西至州一百里，本汉乐涫。”武德五年（622年）敦煌郡改置沙州，同时析隋瓜州冥安常乐县改置唐瓜州，亦称瓜州晋昌郡，武德七年（624年）又易地复置晋昌县。其时的瓜州领直隶州一县一：瓜州、晋昌县，后来又置其他县。这种体制因循肃州先例，也有后继，如：清代雍正年间“肃州分巡道领直隶州一县一：肃州、高台县[3]。”《旧唐书》卷40晋昌条下记：西晋“置晋昌郡及冥安县，周改晋昌为永兴，隋改为瓜州，改冥安常乐。武德七年复为晋昌。”《元和郡县图志》卷40晋昌条下记：汉冥安县于“晋元康中改置晋昌郡……武德七年复为晋昌县。”唐瓜州和晋昌郡同级，又同理一城，可以合称，如《新唐书•地理志》称“唐瓜州晋昌郡”，《元和郡县图志》卷40瓜州条下记“瓜州晋昌，下（都督）府”。也可以互改，如《旧唐书•地理志》卷40天宝元年（742年）将瓜州改名为晋昌郡，乾元元年（758年）复名瓜州。晋昌县是瓜州晋昌郡的下属行政单位，不能互称互改，也不同理一城，而是易地置县。《通典》卷174《州郡典》记“瓜州，今理晋昌县”。《太平寰宁记》卷153瓜州条下曰“瓜州晋昌郡，今理晋昌县”。所有文献都清楚地表明晋昌县是瓜州晋昌郡的下属单位，没有说郡县同理一城，而应另有其址。瓜州晋昌郡和晋昌县同理一城的说法混淆了郡和县的区别，进而否定《元和郡县图志》“玉门关在（晋昌）县东二十步”的记载，欠妥。

西晋晋昌郡的各县都在瓜州绿洲和玉门绿洲上，唯伊吾县存疑。伊吾之置始于曹魏，西晋因之，并设伊吾都尉，足见伊吾的重要。伊吾及都尉“皆寄理敦煌北界”，并不在伊吾^[12]。据《晋书•地理志》伊吾县隶属敦煌郡。后来分敦煌地置瓜州晋昌郡，所以《资治通鉴》胡注云伊吾县隶属晋昌郡。《中国历史地理图集》第3册标示，伊吾县不在伊吾，应在晋昌通往伊吾的方向上。伊吾县有伊吾关，应是晋昌和伊吾间的一个边关，或为后来的唐玉门关之原型。前秦末年吕光伐西域回程中，高昌太守杨翰曾劝凉州刺史梁熙在高昌的高梧口，或退一步在伊吾关设兵堵截，此伊吾关仍在晋伊吾县。晋伊吾县伊吾关的这些特征，正是唐晋昌县玉门关的特征，具备这些特征的城池，非清代所筑的双塔堡莫属。双塔堡位于今瓜州县城东53公里，北临疏勒河，过河进入八百里莫贺延碛大戈壁，而东西南三面都是有水草的农牧区。此城距瓜州锁阳城北34公里，西北至伊吾420公里，是莫贺延碛道的起点，历代交通军事要口，唐瓜州晋昌县玉门关应该就在这里。

2.3瓜州玉门关

《隋书•裴矩传》引裴矩《西域图记•序》曰：“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裴矩《西域图记》撰于大业初年，此时伊吾还为土屯设所有，玉门关仍在敦煌，所以西域三道仍“总凑敦煌”。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西巡，大败吐谷浑，西域震惧，伊吾土屯设等献地千里，大业六年设伊吾郡，建伊吾城，瓜州伊吾间的第五道可通，玉门关东迁提上日程。《隋书•地理志》载敦煌郡下统三县，其中敦煌、玉门二县皆无“关官”设置，唯瓜州常乐县下设“关官”。《隋书•西突厥传》载，大业六年西突厥处罗可汗逃到高昌，占领天山东部一带，高昌王向隋告状，“帝遣裴矩将（处罗之母）向氏亲要左右，驰至玉门关晋昌城。”是年玉门关已在瓜州晋昌县城，说明玉门关是大业五年由敦煌东近来的。从永平十八年（75年）置关到大业五年东迁，敦煌玉门关历世534年。天室十五年（755年）内地安史作乱，吐蕃乘机占据河西，丝绸之路被阻，瓜州玉门关随之消亡，历世146年。

唐《元和郡县图志》诸版本如清英武殿本、金陵本、通经楼钞本、陈树华钞本、岱南阁本、畿辅丛书本、戈襄校仿本等，瓜州晋昌县条下均记：“玉门关在县东二十步”。清人王琦《李太白集注•胡无人》注“元和郡县志玉门关在晋昌县东二十里”，显然是引文笔误。唐慧立、彦棕《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记：贞观三年（629年）玄奘西行求法至瓜州问路，“或有报云：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瓠庐河，上广下窄，回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关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碛，伊吾国境……于是装束，与少胡夜发，三更许到河，遥见玉门关，去关上流十里许。两岸可阔丈余，傍有梧桐树丛，胡人乃斩木为桥，布草填沙，驰马而过。瓠庐河即葫芦河，“上置玉门关”是说玉门关是一座桥。从瓜州北行五十余里，加上去关上流十里许，正好是瓜州锁阳城和晋昌县双塔堡之间的实测距离34公里。由此可证《元和郡县志》所记玉门关桥口在晋昌县东二十步，无误。问题是现在的双塔堡东门外并无南北流向、“回波甚急，深不可渡”的葫芦河，只有东西流向、深不可渡的疏勒河。借助遥感影像判读分析，发源于祁连山的河西内陆河，都有自西向东改道的历史，疏勒河也不例外。卫星影像显示，疏勒河上游昌马河出山口鹰咀山前的洪积冲积扇形洲蓝色的扇面完整，由扇顶向扇缘辐射的灰白色条纹清晰，这便是昌马河自西向东改道的痕迹，中部最多，线条较粗，即当地称谓的十道河沟。昌马河现河道在十道沟以东，早期河道应在头道沟以西，隋唐河道应在6~9道沟一带。锁阳城东面沿扇形洲边缘也有古河道影像显示，南可接6~9道沟，向北可与当地的秃葫芦河沟连接，再向北可从双塔堡东侧20步流过，进入东西流向的疏勒河道，便是“回波甚急，深不可渡”的唐葫芦河，后来转音秃葫芦河。

晋昌县城的定位争论不休，或许可以从唐诗中了解瓜州玉门关遗址。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诗曰“玉门关城廻且孤，黄沙万里白草枯，南邻犬戎北接胡”。《题苜蓿烽寄家人》诗曰“苜蓿烽边逢立春，葫芦河上泪沾巾”。王昌龄《从军行》之四“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之七“玉门山嶂几千重，山南山北总是烽，人依远戍须看火，马踏深山不见踪。”前者描写孤城瓜州的形胜，与锁阳城十分吻合；后者描写玉门关晋昌县城形胜，与双塔堡十分吻合，千重山嶂今名乱山子，南北烽火今存13座，可惜关城被雍正六年（1728年）修筑的双塔堡压在下面，双塔堡又被1958年修建的水库淹没于水下。

2.4故玉门关

《元和郡县图志》卷40沙州寿昌县条下记“玉门故关，在其西北一百一十七里”。《括地志》、《太平寰宇记》、《舆地胜记》、《沙州志》、《寿昌县地境》俱同。唐宋文献把敦煌玉门关称为玉门故关，而把嘉峪山玉门关称为故玉门关。唐初高僧道宣（597-667年）著《释迦方志》卷上遗迹篇记：“从鄯州东行百余里，又北去六百里至凉州，东去京师两千里。从凉州而西少北四百七十里至甘州，又西四百里至肃州，又西少北七十五里至故玉门关，关在南北山间。又西减四百里至瓜州，西南入碛，三百余里至沙州，又西南入碛，七百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也，亦名鄯善。”从肃州北行经果园乡、银达乡，转西经新城、野麻湾、断山口、黄草营，至南北山间的嘉峪山石关，也就是故玉门关，正好75里。

嘉峪山唐名金山，讨赖河唐名金河，金河玉关诗是唐诗中的奇葩。柳仲庸《征人怨》诗曰“岁岁金河复玉关，年年马策与刀环，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疑为沙）绕黑山。”员半斤《陇头沙》诗曰“路出金河道，山连玉塞门……”。卢照邻《关山月》诗曰“塞垣（酒泉塞）通碣石，虏障（玉石障）抵祁连，相思在万里，明月正孤悬，影移金岫北，光断玉门前，寄语闺中妇，时看鸿雁天。”岑参《赠酒泉韩太守》诗曰“太守有能政，遥闻如故人，俸钱尽供客，家计亦清贫。酒泉西望玉关道，千山万碛皆白草（芨芨草），辞君走马归长安，隐居倏忽令人老。”金河玉关诗写的都是嘉峪山玉门关，而王之涣《凉州词》中的玉门关则泛指河西。汉唐河西称为凉州，诗人从兰州西望，有感而发：“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天宝末年玉门关从地面上消失180多年后，又在五代宋初的书面上出现。五代后晋高居诲《使玉阗记》记：“从甘州而西始涉砂碛，又西行五百里至肃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门关，又西百里出玉门关。”天门关是酒泉西南100里的讨赖河天生桥，因天山之门而名，玉门关是酒泉西北75里的嘉峪山石关，因玉山之门而名，高居诲路过时记下了亲履的玉门关大道，也记下了鲜为人知的天门关小路，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但他不拘小节，两关的方位和里程都不精准，“西百里出天门关”应为向西偏南百里出天门关，“又西百里出玉门关”应为又一条路向西偏北不足百里出玉门关。当时的唐玉门关已经消亡，无虞故今混淆，所以旅行家们都省去故字，直呼玉门关，作地名使用。

敦煌遗书《西天路竟》记：北宋乾德四年（966）诏遣行勤等157人入西域求法，其中之一沙门行记“灵州西行二十日至肃州，是汗王，又西行一日至玉门关，又西行一百里至沙州界，又西行三日之沙州。”宋人曾公亮《五经总要》前集卷18酒泉郡下记“西至玉门关七十里”。同卷河、湟、甘、肃、沙州路下记：肃州“又九十里度玉门关，又四百二十里至瓜州，又三百里至沙州。”以上三条所记都是嘉峪山故玉门关，但表述有差别。“一日至玉门关”、“至玉门关七十里”所至乃石关儿口，“九十里度玉门关”所度乃20里石关峡。

有学者认为五代宋初的嘉峪山玉门关是从瓜州迁来的最晚的玉门关^[13]，笔者不敢苟同。玉门关是丝绸之路过境的口岸，随丝绸之路的诞生而诞生、迁徙而迁徙、消亡而消亡，三易其址而名称不改，已成为特定道路上的专用口岸。五代宋初嘉峪以西是敦煌归义军政权，以东是张掖回鹘政权，丝绸之路早已不通。如果把玉门关说成是地方割据政权的边关，也无建关设防、稽查人员，验讫关文的史料，只有作地名使用的玉门关。北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年）西夏占领河西全境后，玉门关就从史籍中销声匿迹了。